「文化大革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社會實際，其思想路線不為人民接受，已成歷史的定論。這也是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公論。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從自己理想實踐的角度再次提出建設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是順理成章之事。記憶猶新，毛澤東當年曾主張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言之有理，前期尚行之有效，後來卻再與中國封建主義結合搞成中國式的「文化大革命」。所以，鄧小平帶領大家批判文化大革命，既要重新拾回老祖宗的優秀傳統文化，也不丟棄社會主義招牌，而且更進一步擁抱西方現代文明。為了穩定黨心，他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了挽回民心，他提出「改革開放」。當年全黨思想不容易全部統一，「爭論」更怕影響到「改革開放」常態化推進。所以，靠實用主義口號牽挽全黨的凝聚力和注意力；以經濟實惠來促進生產力，經濟掛帥也成為全民一致的共識。「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教訓，更是全體國民奮發圖強的內在動力。
因為以上原因，40年來中共理論工作持續弱化，民間正確與不正確的自由思想卻空前活躍。這，造成黨的「喉舌」失語，馬克思主義理論機器空轉。
歷史跌宕 出現文化斷層
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再學習，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探索，對西方新知識的熱情擁抱，對儒家傳統文化的檢討反思……，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停止思考。東西文明與新舊思想，在有限空間與無限時間中互相糾纏、衝突、融合，形成多元文化的新局面。如何界定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構成，20個知識分子可以有20種主張。基本的事實是它有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一是5000年傳統文化；二是100多年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三是近現代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思想成果。雖然事實簡單，卻因主次區分，配搭比例，角度轉換……，造成認識的含糊與混亂。官方主張不爭論，平息不了民間知識界不是「爭論」的爭論。當中國民眾肚皮幸福感提升，心靈營養卻貧缺，互不服氣的爭論，使左派右派都患偏頭痛，雙方都呈現心力交瘁的形態。
這幾十年，非官方的學術研究一般算是熱鬧，大多卻是無法自圓其說的悖論。有學者把馬列主義輸入中國，看作中國傳統文化的中斷，而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好似與中國文化大傳統無關，是全盤反傳統。但反思文革，人們又發現毛式思想與某種封建大傳統有驚人的相似和關聯。對文革大破四舊來一個「反動」，歷史的精華和沉渣又一起泛起復興，許多民眾自覺地復舊復古，曾被搞臭的文化遺老和懺悔的年輕叛逆者更誠心誠意「不圖今日重見漢官儀」，墮落者更天天樂見清宮戲。另一方面，又有更多中青年學者興起一輪新的文化批判。曾記否，「電視劇《河殤》把當代中國社會種種弊病追溯到中國文化的大傳統，並用全盤反傳統來訴諸對西化和現代化的訴求，可以說正是這種心態最強烈最明確的表達。」（金觀濤、劉青峰語）
毫無疑問，1989年的風波和90年代商品大潮，「中斷了80年代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進程」。更多朋友，更多學者發生了歧見，看破「紅塵」者與淪落為商品的「婢女」者同樣不乏其人。這是一個小斷層，更是一個大危機。值得慶幸是仍有一些思考者對社會主義運動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繼續感興趣，同時漸漸地也有更多的知識分子對西化就是現代化產生嚴重懷疑和質疑。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不能由於拋棄意識形態教條，而同時把由文革催生的批判意識拋棄。我想進言，執政集團的精英，如果要重拾思想的自信，和真正的道路自信，更應該以理性的態度和求真的態度，尊重獨立思考，學習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大無畏的科學批判精神。文革式的大批判早已失去人心，目前要警惕是抄襲西方新民粹教條，右派政治棍子不分青紅皂白敲打中國。
在上世紀那個歷史節點，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和「不要爭論」，這是特殊歷史階段的「雄才大略」。他作為一個自然形態的中國老人，可謂「福、祿、壽」三全。作為歷史轉折的推手，鄧小平也含笑收場，獲人民愛戴，善始善終。但，如果人民要求他應負起更高的歷史責任和社會責任，作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運動思想家，對他在生命最後的輝煌時期，沒有及時開啟「均富工程」感到遺憾，對沒有落實築建新世紀社會文化工程，為逐漸富起的中國人鋪墊新文明思想基礎感到可惜。鄧小平沒完成的事情，那時接班的新一輩更不盡人意。金句「悶聲發大財」誤導了社會意識。此後十多年間，中國社會貧富懸殊空前加劇，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勞動大眾淪落為社會弱勢群體。「三個代表」固然有它社會粘合的正面意義，一方面把執政黨與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緊密性和重要性進行輿論宣傳；另一方面通過對「先進生產力」的詮釋，也是拓寬擴大了執政黨的社會群眾基礎，獲得更廣泛的代表性。缺乏實實際際而泛泛而談的「先進文化」，僅是在「不爭論」的基礎上，靠口噴一串串煙圈，暗示性劃畫了一個沒有邊際的「文化圈」。
「在人類思想的成長歷程中，只要思想運動沒有結下確實的理論研究之果，那種憑着威懾力量而滋長的反思意識和歷史感是不可靠的。只要熱情退潮，時代關切的問題改變，人們的情緒完全可以隨之逆轉。」這二句話也出自金觀濤、劉青峰先生。他們在《中國現代思潮的起源》一書《導論》中，對90年代的社會思潮的見解有些見地，特抄下二小段文字：
「80年代熱衷於啟蒙運動的知識分子做夢都想不到，90年代取代啟蒙思潮的居然是傳統文化和新保守主義。正是在人們拋棄馬列主義之時，發現不得不再次面臨西方衝擊，很多人為了尋找文化認同，只能回歸儒學大傳統。」
中國文化去向何方？中西交匯兼收並蓄
「很多人簡單地認為：中國之所以到今天這樣文化失範地步，是因為我們過激地拋棄了傳統。五四精神被斥為淺薄的科學主義和過激主義。似乎中國只要告別近代以來一系列的革命，回到清王朝的洋務和立憲，就早已現代化了。傳統主義的毒素與思想上的腐敗，麻木和不負責任的玩世後現代主義結成聯盟，正在摧毀未來已千瘡百孔的中國文化軀體。」 金先生劉先生早年用控制論理論模式研究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系統，是歷史研究一大創新，我們這一輩青年學子佩服得五體投地。如今回味，尚覺得言之成理，受用無窮。冷靜一想，兩位當代思想先驅者對中國古代政治文化批判雖深刻，但對傳統文化精髓部分理解不夠，更多是揚棄。何況，當代回歸儒學傳統的思潮本質上更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們對金觀濤先生等過正的矯枉，需來一點「微調」，希望能合理並合適地肯定並吸納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
金先生劉先生有極強的思辨意識，卻輕易不會說出最後的結論。我們必須重新自問自答，當今中國將往何處去？道路的選擇會主導中國文化走向趨勢。反過來，現代中國文化的有機構成，也將決定中國的政治命運，影響中國人的生活與命運。2000年7月6日，筆者在香港《信報》發表一篇短文章，認為「應調整國家思想文化構成」。當時我只這麼想，如果中共要挑起代表中國先進文化這一歷史重任，就必須全面徹底檢討以往教條主義和極左思潮對中國文化造成嚴重破壞的後果。作為執政黨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值得肯定。但從歷史的大背景，從中華民族文化的源和流，以及更廣泛的政治文化空間來看，應該是把社會主義思想成為新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中華民族的強盛，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中共應該從大格局着眼，調整國家思想文化構成，給21世紀中華文化重新定位。
首先，弘揚5000年傳統文化中積極向上精神，保留敬天愛人和諧的自然觀和社會觀念，同時剔除封建專制的霸道與獨裁擅權意識。
其次，要吸納百年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所有經驗與教訓。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不是教條和口號，而是公平和正義的高尚人類品德。它的真正落實可以框正現代資本主義的缺失和偏頗。青年馬克思肯定是馬克思主義的起步與出發點。全世界的知識分子包括中國知識分子都要重新研究馬克思異化論的精髓，特別是當中國相當大部分人陷入拜金主義泥塘，商品意識嚴重侵入中國國民腦神經的時代。
第三，中國還要繼續改革開放。不要淺薄鄙視西方物質文明的積累成果和文化成果，特別是法治思想觀念。當然，正如現代中國要避免封建文化負面影響，要擺脫革命暴力和泛鬥爭主義的極端意識，現代中國雖然要保護中小資本，卻要節制遏制壟斷資本，要避免全社會成為資本的僕從和金權的奴隸。這樣一種新構成，結構配比複雜有趣，但因此有別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機械二元論，同時糾正新儒學的小偏頗。新思維既能解決因多種經濟形態並存而造成意識形態或超前或滯後的錯位矛盾，又能促進對國內憂患、國際危機的化解。新的文化構成，不但可揭示「全盤西化」的荒謬，又能瀟灑自如吸納當代國際新事物新文明。全球化和資訊革命無疑給當代中國帶來意識形態新壓力，但新的思想文化構成不但能主動積極消化所謂西方特產 「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而且，這些「舶來」的文化更容易像中古時代的佛教文化完全地被中國化。這樣，外來文化結合社會主義思想原則，又融入東方人文特色，當然變得更生動，更充滿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