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今日

《明報》最近推出「回歸20年來……」系列，訪問不少「過來人」，可讀性甚高，尤其對我們這些目睹中英談判及香港回歸的人來說，特別有感觸。系列內出現的兩個人物，我份外留意；一位是張浚生先生。

不矮化香港的京官

張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長，1985至1998年在香港工作，當時他負責宣傳部，主責跟媒體打交道，所以經常有機會和他見面。其中一次時間較長的，是他帶領新聞界同業遊千島湖——該處在1994年發生台灣旅客遭劫殺事件，關閉了一段時間，重開之後張先生率新聞界往當地，相信是希望做些宣傳。

記得當年在旅途上的話題，主要是香港人對九七回歸有沒有信心、北京會否落實「一國兩制」等等。張浚生的口徑，是香港對內地改革開放十分重要，中央一定會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雖然都是官方口脗，然而無可否認，當年像張浚生這種派來香港的內地幹部，對香港的重要性和對國家貢獻的肯定，都給人一種真心誠意的態度，不過火，也不誇張。

當年的新華社，還有一大批香港人幹部，他們或許是從內地派過來，但很多其實是香港仔，在香港土生土長或長時期在港工作，是名副其實的「土共」；他們了解香港情况、掌握民情、人脈又廣，對香港的歷史、香港對大陸的窗口示範、對內地四化的作用等等，都持相當正面態度，與近年慣見的君臨天下、以我為主，我講你聽的「氣勢」相比，那種「互諒互讓」的氛圍的確是愈來愈陌生了。很明顯，香港回歸能夠在中英互鬥的情况下保持平穩順利，是因為有這樣一批香港人幹部在新華社，也有一些派來香港但不會矮化香港的京官！

老實說，張浚生先生離開香港近20年，對港情，他應該已經脫節，訪問（刊6月8日）中說的都是大紋大路的話，但其中一處最令我認同的，是他說：「整個內地那麼大的體量，香港是小塊地方嘛，只能說我自己發展了多少，不要用佔了多少分量來說我發展了沒有。」這番話，比一些經濟學家來得實事求是。

現在仍有不少批評香港「不思長進」的人說，香港佔全國GDP比重一直下降，反映對國家的「貢獻」已大不如前；我曾經在本欄計算過，香港跟其他內地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佔全國的GDP比例相若，絕不遜色，而內地經濟體系龐大，不斷增長，一定會遠超香港，令香港佔全國的比例相應下降，這是很自然的發展，如果香港到現在仍佔全國GDP百分之20幾，反而是不正常。張浚生先生認識香港，總算道出了一個顯淺但卻受某些人刻意扭曲的事實！

三面不討好的「中國通」

另一位吸引我注意的，是前港督衛奕信。衛督「原名」魏德巍（David Wilson），是英國外交部的中國通（Old China Hand），1970年代做過港督麥理浩的政治顧問，1987年接替突然離世的港督尤德，到1992年離任，接任的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衛奕信比張浚生離開香港的時間更早，雖不時回港短暫停留，但衛奕信主政香港的年代和現在大不相同，對當前的熱門議題，他評論的「實用價值」其實並不高。

像衛奕信這種角色，當年是三面不討好：香港的民主派說他軟弱、不夠強硬，向北京叩頭；倫敦認為這些中國通慣於從北京角度考慮問題，太順從中國的意向，令英方經常處於被動，甚至對北京讓步太多；至於中國政府眼中的香港總督，既是殖民地官員，又是英國利益在香港的代表，其心必異，在中英鬥爭之中是主要敵人。

衛奕信任內最大考驗，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據李鵬飛在一次訪問中透露，六四當天早上6時半衛奕信打電話給他（李鵬飛當時是立法局首席議員），問他如何評估民情。李鵬飛說他不知如何回答，請教鍾士元，鍾建議按兵不動。事態發展，港英政府並沒有「按兵不動」，衛奕信應付六四後的局面，先是推出千億元的玫瑰園計劃，興建包括新機場的十大核心工程，以「投資未來」顯示港英政府的長遠承擔，以此穩定民心。

另一招是居英權計劃，給予5萬個家庭及其直系親屬居英權，可以持有英國國籍；計劃最吸引人之處，是拿了居英權之後可以「備用」，毋須立即移民英國，且持有人如果不公開，「記錄上」此人並不算是英國籍。有此特殊安排，一批既「愛國」又要買政治保險的「港式精英」都選擇了居英權，一方面可繼續「留港愛國」，另一方面則可暗持英國國籍而毋須移民，一舉兩得。事實證明，居英權對當年安定人心起了一定作用。

第三招是擴展專上教育，籌建科技大學，以培養人才應對當年人才流失（brain drain）問題。現在香港青年能入讀大學的比例大增，香港多了一家國際著名的科技大學，都是由衛奕信一手促成。

歷史證明，衛奕信當年的幾項大動作都為香港日後發展打下了基礎，但他的務實立場不為香港及倫敦欣賞，他接受《明報》訪問時（刊6月9日）忠告「香港勿成北京眼中威脅」，在他任港督時已經提出，然而卻成了他「向北京叩頭」的證據，結果倫敦把他調走，派來了政客彭定康，用了完全另一套跟北京打交道的方法。論成效，衛奕信的政策務實但不為受落，彭定康的政改「務虛」卻贏了口碑。千古功罪，誰來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