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大家對一國兩制的關注焦點，在於「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當時對大部分香港人而言，老一輩的對1949年後大陸的經濟制度的巨變，及後來各場政治運動記憶猶新；較年輕的則了解文化大革命帶來如何巨大的傷害，而同時亦經歷過六七暴動前後的香港。對這些香港人來說，基本上不想中國式社會主義應用到香港之上。在這個意義上，一國兩制是一種限制社會主義進入或影響資本主義香港的安排。當中重要的保證是香港於回歸後，儘管將會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一部分，但仍然可以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經濟。而在個人及企業層面上，私人產權將獲得保護。當然，根據當時的想法，要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如常運作，還需要有原來的法律制度的配合，和對個人權利、自由的保障。
不「畫公仔畫出腸」的脆弱
當時大部分人的假設是，基於各方的種種利益、考慮，以及面對政治現實的妥協，香港的另一制要在中國的大環境裏持續發展，乃建基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隔，和香港繼續發揮其實際經濟功能與效果之上。在這些前提之下，構思兩制的過程中，除了很原則性的提出體現主權（最明顯的是關於解放軍在港駐軍的安排）的需要，以及寫下種種預防中央在港徵稅、動用儲備等等預防性條文之外，其實着墨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較想像中（甚至是實際需要的）為少。當然，在特別行政區的概念中，不可能沒有國家主權的部分（否則它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體系了，更沒有需要處理它特別之處）。與此同時，也不可能沒有中央政府的位置與角色。問題是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似乎北京與香港雙方都未有將事情講清楚。
曾經廣泛被引用的「河水井水論」，假設中央與特別行政區之間存在一種雙方心照不宣的界線，只要單方不主動越界，另一方不受騷擾，彼此儘管有着很不一樣的制度、取向、行為模式，但可以相安無事、和平相處。明顯地，這種彼此心照不宣、不打算「畫公仔畫出腸」的理解，不單止有其脆弱性，而同時亦會隨着形勢與關係的變化而轉變。而今天香港要面對的一大挑戰，正是中央與香港社會雙方如何重新建立一種彼此都能接受的關係。
在很大程度上，現在很多人（無論是香港人或內地的法律專家）在講兩制時，他們的關注點在於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而不是以前「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兩種社會經濟制度。從這一方的角度出發，他們認為說法其實有法可依，不是無中生有（見諸《「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而在另一方的眼中（尤其是年輕一代香港人），則覺得中央與特別行政區之間的矛盾愈來愈明顯了。奇怪的是，雙方似乎都沒有興趣和打算回到當初為何要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妥協基礎，並重新了解究竟雙方應該容許怎樣的空間的存在。現在大家都十分繃緊，中間沒有虛位、鬆動的空間。
年輕人的追求 不在於經濟制度
據我有限度的接觸而得出的觀察，在多數年輕一代的香港人之中，大多沒有太認真想過一國兩制的「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背景。按他們的認知，內地早已開始市場化，而且無甚規範但通過市場而進行的行為（食物安全欠保證就是一個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他們不覺得資本主義本身可以對香港產生怎樣的保護作用。事實上，從他們的生活經驗中，今天內地大可通過市場來支配香港——內地遊客在過去十年大幅度增長是經濟行為，出現奶粉短缺也是通過市場而發生，而近年內地財團高價收購香港地皮（例如啟德）亦一樣是市場行為（儘管其背後的邏輯跟一般市場行為有異）。在他們的理解中，「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框架沒有什麼意義；如果中港存在問題，那就只有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矛盾。上一兩代香港人的關注點在於個人財產與自由的保護，而現在年輕一代的焦點則在於民主、文化與身分認同。後者也追求香港有別於內地，但不在於經濟制度，而是真的是另一種生活方式——單純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也不能保證就可以有的生活方式。這些追求特別強調情感性、表達性，跟之前在80、90年代所重視的利益保護並不相同。
從九七走過來 焦慮不斷加深
如果從1980年代走過來，很多變化令上一兩代香港人就算未有完全消除種種憂慮，起碼也將原來最大的恐懼，變為不會全面失控，令人身家性命難保。但年輕一代從1997年走過來，則是焦慮不斷加深。社會建制要麼動之以情，大談民族感情，以國家復興為榮；要麼動之以利，大談內地機會無限，要抓緊機遇。結果呢？似乎差不多完全無效，在個別情况甚至是產生了強烈的反效果。
對於這個狀態，社會各界一是不會正視，不然就是視而不見。沒有興趣了解為何存在分歧，也不想去縮短距離。看情形，這樣的狀態還會維持下去，甚至將會是一段不短的時間。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