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作為掌控全社會資金流動性的政府部門，央行在貨幣政策上的一舉一動都引人關注。但這種高關注度，也給其掌門人帶來煩惱。 3月26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分論壇——貨幣政策的度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現身，而他在論壇上的一席講話也迅速成為各大媒體爭相報導的焦點，也引發網友的熱烈討論，以下為他當日的發言內容：
主持人：請周小川行長從中央銀行的角度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問題進行評論，並談一談政策協調的問題。
周小川：剛才，有人評論亞洲國家從全球化與自由貿易中獲益良多，亞洲經濟發展相對較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這讓我想到了中國30多年前（1970年代末至 1980年代初）關於自由貿易戰略和進口替代戰略的激烈爭辯。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意見傾向於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但在對國際經驗進行比較分析後，大家均認 為進口替代戰略不會成功，因而實施自由貿易戰略，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
我們可以從政治角度上來分析全球化，但全球化有其經濟學上的原因。過去，由於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較高，各國存在由於自然條件所形成的貿易保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地理上距離其他國家較 為遙遠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但後來通信技術和數字化迅速發展，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人員流動也大大增加，舉例來說，中國現在每年出境人數以億計，信息與人員的交流推動了全球化進程。這些都是三十年前無法想像的。
就像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樣，不管選擇歡迎與否，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實，成為無法避免的挑戰，我們必須直面這一現實。有些國家擔心全球化會對本國就業產生影響，採取措施保護本國製造業。但從經濟學上 來講，這違悖資源配置理論。出台政策鼓勵關鍵資源從一個部門轉移至另一部門，這種資源重新分配效率值得質疑，對其他部門而言也是一種間接歧視。對於已實現一般均衡的市場，服務業和高科技等領域具備比較優勢，如果將這些優勢部門的資源配置到製造業，這種選擇不能就說不好，但從數學優化模型上看是有問題的。
關於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目前還不知道最終設計方案，其目的旨在鼓勵出口，並限制進口。但從中國改革開放多年的經驗來看，要鼓勵出口的話， 應當允許出口製造商自由進口零部件和技術產品。如果限制進口，將難以在零部件、價格、科技和人才方面獲得競爭優勢，反而對出口造成歧視，不利於增加出口。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影音電子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原因在於我們採取了較低的進口關稅，這令中國出口商在進口原材料和技術時有更多的選擇，這些出口部門有可能在之後逐漸實現了部分進口替代，但也是基於市場競爭基礎之上的。
關於金融和全球化的關係，如果進一步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其他開發機構貸款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電信業發展與數字化，這會進一步推動全球化進程。
關於政策協調，我們可能需要更多時間予以考慮，基於當前討論情況和政策形成機制，希望能在7月G20領導人漢堡峰會上就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形成更加清晰的語言。
周小川：關於全球化，我再補充兩點。
一 是全球化對就業的影響。目前失業問題的產生有兩個原因：一是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很多國家失業率上升；二是勞動力市場本身不完善。在全球化過程中，經濟 各領域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些產業處於上升期，有些部門則出現衰退，勞動力需要在不同經濟部門之間進行重新分配，這樣，就會出現結構性失業。所以我們應該把 資源向勞動力的再培訓進行傾斜，對勞動力從知識和技能上進行重新培訓，而不是把失業問題歸咎於自由貿易。總之，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體系中，資源配置主要是通過資本、技術等核心經濟資源的分配來實現的。如果勞動力缺乏應有技能，或者勞動技能已經過時的話，就必須要調整和更新才能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這是資源有效配置的要求，是無法避免的。
二是稅收問題。這是個很技術的問題。如果美國考慮採用增值稅，我們歡迎。但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徵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徵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徵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徵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
主持人：隨著美聯儲開始加息，是否意味著過去長達十年的超常規貨幣政策週期已經結束？
周小川：這個問題很有挑戰性。在實施多年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後，本輪政策週期已經接近尾聲，即貨幣政策不再像過去那樣寬鬆。但危機後各國復甦步伐並不相同，經濟發展情況存在差異，因此，各國的貨幣政策並不同步。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自2008年9月起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2010年下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宣布回到穩健的貨幣政策。但考慮到全球經濟仍復蘇乏力，歐洲又發生了主權債危機，其他國家也面臨著挑戰，因此，我們採取了漸進的方式向穩健的貨幣政策回歸。現階段，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央行依然面臨著許多挑戰。但大方向上，大家都意識到了貨幣政策所面臨的局限，是時候考慮如何以及何時退出量化寬鬆的問題了。
第二點是關於再通脹，一些國家確實已經出現了再通脹，大宗商品價格也出現了上漲，但現在說全球範圍內存在再通脹為時尚早。當然，我們還是要對通脹保持警惕，因為貨幣政策制定與通脹水平密切相關。
第三點，在實施多年的量化寬鬆之後，許多國家都存在流動性過剩，雖然貨幣當局已開始收緊流動性，但這也將是個漸進的過程。現階段，我們應重點強調結構性改革和長期的戰略調整，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這個信號至關重要。
主持人：請周行長介紹一下中國在改革領域的進展情況。
周小川：改革這個問題太大。我主要講講結構性改革，包括長期目標和中短期側重點。
關於長期目標，首先，多年前我們就強調內需的作用。過去中國經濟依賴出口，現在正進行結構性調整，提振國內需求。第二，近年來，尤其是在金融危機早期，中國 大幅增加了基礎設施投資。第三，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這表明過去過度依賴製造業，而服務業較弱。因此，中國政府大力呼籲發展服務業，並推動服務業多元 化。昨天，張高麗副總理在博鰲論壇開幕致辭中提到，近年來，中國服務業佔GDP比重從43%提高至50%多，變化很大。
關於中短期結構改革的側重點，中國去年開始實施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
各國之所以現在強調將政策重點從貨幣政策轉向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在危機初期，很多發達經濟體公共債務佔GDP比重太高，歐盟的標準是不得超過60%，而當時很多國家已經非常接近或超過這一標準了。隨後，2010年歐洲出現主權債問題，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呼籲進行財政整頓，當時很 多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表示缺乏財政政策空間。事實上，財政政策對於結構性改革很重要，沒有財政政策，很難進行結構性改革。即便財政狀況不佳，也仍有必要應用 財政政策。未來，會有更多國家轉向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鼓勵財政政策的使用，但由於不同國家政策空間存在差異，應根據自身國情決定政策選擇。比如，日本債務佔GDP比重已經很高，而中國中央政府債務佔GDP比重不大。但 中國是個大國，有30多個省，須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係。一方面，要允許地方政府擴大債務規模，推進結構性改革，開展基礎設施投資，促進服務業發展；同 時，我們也要加強地方政府的責任約束，控制其債務上限。近期，有研究發現，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各不相同。一些舉債過多，一些仍有空間，具體情況還有待進 一步研究。
但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在結構性改革方面也並非完全沒有作用。一般而言，貨幣政策應該用於總量調節，不是用來解決結構性問題的。但也可以採用一些創新的政策工 具，引導資金注入有利於結構性改革的特定的部門。比如，英國採取了融資換貸款計劃，中國也實施了類似政策，鼓勵向三農領域和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 持，當然，最終的政策效果還有待評估。
討論中，有人提到寬鬆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和非預期後果。對此，周小川進行瞭如下回應：
周小川：關於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我在國際清算銀行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等場合參加了許多討論。討論的主要結論是不能認為寬鬆貨幣政策造成的通脹或資產泡沫是非預期後果。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寬鬆貨幣政策可能造成高通脹，或導致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其 他領域的資產泡沫。但這是政策權衡的結果，因為目前的政策重點是使經濟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復蘇，所以即使貨幣政策會造成這樣的後果，也不得不這麼做。
三年前，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的G20峰會上，領導人制定了經濟額外增長2%的目標。這是一種政策權衡，而不是非預期的。當然，這確實會使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因此，近年來，各國央行都在強調貨幣政策不是萬靈藥，不能期待貨幣政策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選擇順序也在發生變化，先是依賴貨幣政策，後來發現 貨幣政策不是萬靈藥，可能會造成負面影響。我們認為，每種政策都會有其相應的作用，因此應優化政策工具的選擇。從理性角度來講，現階段更應該把政策組合調整為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等其他政策。
公眾的觀點也類似。最近幾年，很多公眾作為投資者投資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或購買金融產品，因而會過分關注貨幣政策。結果放大了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非預期後果。但我認為，經過這個階段，政策制定者和公眾都會有更加理性的認識。
觀眾提問：美國擬推出的邊境調節稅可能會對中國匯率產生一些影響。有人建議應該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允許更多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中國是否考慮採取一些措施開放更多的國內市場，以應對其匯率可能受到的負面影響？
周小川：近期，全球熱議美國邊境調節稅的話題，有觀點認為邊境調節稅將使美元升值20%至25%。美元升值不只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影響，而是對全球所有貨幣匯率產生影響。
但這只是一個分析，是否能成為現實，我們還在看。同時我們也在觀察美國政府是否會真的推出邊境調節稅。但假如美元真的因此快速升值的話，全球都將需要應對這個問題。當然，這也是令美國新政府頭疼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在對外開放政策上做了一些儲備，但這些政策並不是針對匯率的。實踐表明，開放政策在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是有益的。中國央行參與了國內關於開放政策的討論，包括金融部門是否能更加開放等問題。三年前，我們啟動了上海自貿區試點，隨後擴大至11個地區，不僅包括東部沿海，也有內陸地區。這些試點地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進貿易和投資，包括外商直接投 資。這些政策有兩個明顯特徵：一個是改善市場准入，過去實行正面清單，就是明確哪些行業外資能夠進入，現在調整為負面清單，並將大幅壓縮負面清單；另一個是國民待遇，我們將給予外國投資者、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同等的市場准入待遇。既包括准入後，也包括准入前的國民待遇。
中國正與美國開展BIT談判，與歐洲的談判也在進行，還在亞洲地區開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金融部門開放，包括銀 行、保險、投資銀行、證券公司和支付系統等領域。但在談判過程中，中國在擴大金融部門開放的同時，也關心中國投資者，特別是私人部門投資者能否在海外獲得 公平待遇，能否進口一些非軍用的高科技產品。這取決於談判情況，各方需要妥協，推進全球化，使各方受益。但遺憾的是，有些談判出現了暫停，我們正在等待美 國新政府就如何推進談判進程作出決定，但我們與歐洲、日本和東盟的對話仍在繼續，希望能夠取得積極成果。
主持人：請周行長從央行角度談一談直升機撒錢。
周小川：我們最好不要陷入依賴直升機撒錢的困境。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許多國家還處於復蘇階段，要運用財政政策和盡力推行結構性改革，以修復資產負債表，改善財政狀況。如果這些政策能奏效，我們就不會陷入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空間不足的困境，最後不得不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甚至採用直升機撒錢。
採用直升機撒錢的政策往往是在嚴重通縮情況下實施的，在這種情況下，也可以採用負利率的方法來應對。歷史上，負利率的效果可能並不好，因為人們可以選擇持有現金，這也是所謂的利率零下界問題，會導致負利率政策失效。
現在隨著貨幣支付的數字化，現鈔使用大幅下降。貨幣儲存在電子賬戶中，或者以數字貨幣形式流通，我們就可以真正實現負利率。只有這樣，在嚴重通縮和經濟衰退的極端情形下，負利率才是可行的，也優於直升機撒錢的政策選擇。
原刊於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