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學教授的道德水準，包括社會上對大學教授的基本要求，以及教授的自我約束等，必須回到是否「尊師重道」上來。為師的不自尊，不自重，不自愛，如何了得？可這是個社會問題，而且非一日之功。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講幾個小故事。
1901年，因政見不同，章太炎給他的老師俞樾寫了篇《謝本師》。這裏的「謝」，是拒絕、辭別的意思，不是感謝。後來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識形態關係，寫了《謝本師》。抗戰期間，周作人落水當了漢奸，他的學生又寫了《謝本師》。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謝本師》。它們之所以有名，是因為這種做法，代表了現代中國教育的一個特點——尊重真理勝過尊重師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確實是現代中國的一個特點，很多人都表示激賞。但我想提供另外一個思路，即章太炎的另一個弟子魯迅，他是如何處理師生關係的。
根據許廣平回憶，晚年魯迅對章太炎其實很不以為然，因其提倡復古。但即使這樣，魯迅提到章太炎時，依然非常尊崇，總是稱「太炎先生」。而對章太炎晚年的行為，也能作出公允的評價——既有批評，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當時也已經病重的魯迅，在10月6號和10月17號連續寫了兩篇文章《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兩天後，也就是10月19日，魯迅去世。這兩篇文章，都是對太炎先生曾經給予他的積極影響表示感激，對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義表示贊賞，雖然也對他晚年的一些行為表示不以為然。在私人通信裏，魯迅說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這個問題。信裏說：「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後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注：而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拿捏師生尺度 在個人修養
老一輩看待師生關係自有其尺度，如何拿捏，端看個人修養。鄧雲鄉寫過一篇《知堂老人舊事》，很值得玩味。文章說，周作人抗戰中當了漢奸，很不光彩，可當年的一些「上過偽學校當過偽學生的」對師長落井下石，為鄧先生所不齒。所謂抗戰中的「偽學生」，是個很難談的問題。大家知道，抗戰時，北大南遷，留在北京的學生，不少人只能進入日本人掌控的偽北京大學。八年間，有不少學生在這所學校就讀，怎麼看待這些學生？抗戰勝利後前來接管的傅斯年，說對於偽大學的偽學生，我們是不承認的。這話後來受到很多人的批評。因為，政府打不過人家，退守大後方，怎麼能苛求這些無法背井離鄉的年輕人呢？諸位不知道，今天的科學家、政治家，不少是當年的「偽」大學培養出來的。談北大校史，這一段至今仍然很忌諱。其實不只北大，很多著名大學都有這個「歷史遺留問題」，必須平心靜氣地對待。
回到鄧雲鄉的文章。周作人當年因漢奸罪，被判刑，學生中有落井下石的，也有的不是這樣，比如大弟子俞平伯。周作人有四大弟子：冰心，俞平伯，廢名，江紹原。俞平伯抗戰中同樣留在北平。他們經常見面，但周作人從來沒有勸俞平伯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學去講點課，雖然他們私人關係很好。抗戰結束後，周作人被抓進監獄？這時候，俞平伯出面寫信給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講周作人的「學問文章與其平居之性情行止」，也講其落水後「對敵人屢有消極之支撐」，同時自責艱難時刻「不能出切直之諫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這封陳情信，是舊日弟子對於走了彎路的師長的關懷與理解。鄧文稱，一個學者在為人上，在學問上，在大節上，有時候並不一致，在大動蕩的年代裏，有可能失足，這個時候，弟子對師長一輩的失誤，應多點理解的同情。如此談論師弟之間的情誼，值得我們關注。
這裏說的是師生之間在學問之外的關聯，或者說情感上的糾葛。我感慨的是，這種師生情誼愈來愈淡泊。現在的情況是，師生之間，下了課，視同陌路人。錢穆裏有一段話講得很精辟：「西方人重其師所授之學，而其師則為一分門知識之專家。中國則重其師所傳之道，而其師則應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西學東漸，新式學校興起，整個大學教育，都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路，其特征是注重知識的傳授，而不太注重人格的修養。「一校之師，不下數百人，師不親，亦不尊，則在校學生自亦不見尊。所尊僅在知識，不在人。」這麼做，好處是走出了過去十分嚴格的師道尊嚴，壞處是我們看待教師，只剩下了專業知識。
消失的老師 《師說》理想難再現
兩三年前的一個教師節，我正在飛機上讀利奧塔寫的《後現代狀態》。書裏說，在後現代社會，教師這個職業有可能會消失。因為，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標準的最佳狀態的教授，錄制他的演講，通過遠程教學的方式傳播。這樣，既不會出錯，又很精彩，這比我們今天這些高高低低的教師要好得多。假如此說成立，那麼，一個專業一兩個教師就夠了，其他人趕緊改行。讀到這裏，我出了一身冷汗。後來，我想通了，這根本做不到，不是因為技術手段，而是因為老師在學校裏的工作，不只是傳授知識，還有充當大魚，讓小魚在後面跟着游的作用。更不要說什麼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當老師很難，站在講台上，必須照顧到班上所有學生的趣味和目光。我的經驗是，眼睛看到第七排的學生（最好是男生，不要女生），這個時候，所有的學生都覺得你在看着他。課堂上顯示的，不止是你的聲音，也包括你的姿態，你的神情，還有你的心境。你需要跟學生溝通。講課效果好與不好，關鍵在於和學生有沒有交流。可以這麼說，每一次成功的講課，都是師生共同完成的。這是有教學經驗的人都能領會到的。老師之於學生，不止是具體知識傳授，還有日常的人格修養。就算是知識傳授，也必須通過溝通和對話才能實現。因此，老師這個職業，在我看來，沒有消失的可能性。
但是，隨着現代科技的發展，隨着師生間距離的拉大，我擔心韓愈《師說》表達的那種理想，很難再出現。記得1920年代中期，梁啟超應邀到清華學校講課，希望把他想象中的教育理念落實到現代大學裏。他希望跟學生們有更多的直接交流，能夠以自己的人格力量來影響學生。可講了幾年課，梁啟超說自己失敗了。上課開口，下課走人——他當時住在天津，每星期和學生也就見一兩次面，無法深入交談。這種狀態，和他當年在廣州萬木草堂跟康有為念書完全不同。傳統中國書院的教學方式，是師生在一起共同生活，這種教育狀態，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與世界接軌」 忽略傳統中國教育精神
回到教育史的問題。晚清以降，歐風美雨，西化最明顯的，是大學制度。我們在政治、軍事、經濟上也學西方，但學得不徹底。唯有大學學得最像，甚至連戴博士帽的方法，都學得惟妙惟肖。學得像也有問題，因為，大學不是工廠，大學必須落地生根，這一百多年來，我們不斷強調跟國際接軌，向國外的大學學習，但相對忽略了傳統中國的教育精神。長輩的學者，比如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等人，還有這種追求，一直在討論如何將傳統中國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學制度結合在一起。1921年，蔡元培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演講時，便強調應該把孔子、墨子的教育精神，和18世紀英國的培養紳士，比如牛津、劍橋，十九世紀德國的培養專門家，比如柏林、洪堡，以及20世紀美國大學的服務社會，培養社會急需的人才，這幾種觀念結合在一起，方才是他理想中的大學教育。這個思路，很值得我們關注，它跟後來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所表達的，相當接近。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後，我們先是向蘇聯學習，後又轉向美國，都是一邊倒，一直到今天高喊「與世界接軌」，都忽略了對傳統中國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納與轉化。
西方教育體制，確實有很多比我們好的地方，特別是精密的科學實驗、系統的課程建設。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體制後，傳統中國書院中那種融洽的師生關係，包括對師長很高的道德要求等，都沒有了。現在能寫論文，能講課，這就是好教師；這跟古代「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設想，差別太大了。我想象中的大學教授，除了教學與研究，還必須能跟學生真誠對話，有故事可以流傳，有音容笑貌可以追憶。我們的科研經費會不斷增加，我們的大樓會拔地而起，我們的學校規模愈來愈大，我們發表的論文也愈來愈多；我唯一擔心的是，我們的大學教授是否會愈來愈值得學生們欣賞、追慕和模仿。
原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