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這幾天有關雄安的官方口徑中，無論是新華社通稿、人民日報評論、還是發改委主任何立峰等人的解讀，都強調了雄安新區的功能是積極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但如果目標僅限於此，雄安還能稱得上是千年大計嗎？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特邀成員、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稱，稱之為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或許肩負着更大的歷史使命。而考慮到遷都的種種影響，當前提此事時機並不成熟。
而無論這個都遷或不遷，都不妨礙將雄安打造成一個改革樣本城。李迅雷認為，模仿當年的深圳和浦東開發，通過建立特區或新區的方式，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60項改革任務在雄安實踐，生根落地後再向全國推廣，或許能夠成為我們推進深水區改革的一個突破口。
更為重要和緊迫的是，李迅雷強調，對於白紙一張的雄安新區，必須阻止地產商、炒房客進入，防止新區建設的房地產化。唯有在這樣的前提背景下，雄安新區方能建設成為中國開放的新高地和對外合作的新平台，吸引高端高新產業項目和各類人才流入。
不遷都，何謂千年大計？
根據中國古都學會的認定，中國有十大古都，分別為北京、開封、南京、洛陽、西安、杭州、安陽、鄭州、大同和成都。北京作為城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秦漢以來則一直是中國北方的軍事和商業重鎮，也是戰國時期燕國、遼、金、元、明、清的國都。北京作為戰國時期燕國國都時，稱為薊；遼代稱為幽州，後稱南京，當時是作為陪都；金的時候稱中都；元朝時稱大都；明朝永樂之前叫北平，即平定北方之意，永樂之後及清朝都叫北京。
北京自新中國成立至今已有近70年的發展歷史，而且，這70年的發展速度也是有史以來最快的，無論是城市規模還是輻射影響力，都是歷朝歷代無法比擬的。然而，北京在超常發展的同時，也面臨着大城市病等諸多問題，如城市的發展模式是攤大餅，目前已攤至六環，交通擁堵現象越來越嚴重，汽車數量暴增帶來的尾氣大量排放進一步加重了空氣污染，城市已不堪重負。
北京作為首都，按帝王時代的城市佈局發展下去，要徹底治理頑疾幾乎不可能，靠通州這樣的副中心疏導，也只是緩解而已，標本都難治 。如作為經濟金融中心的超大城市上海，有浦東和虹橋兩個機場，而北京主要靠首都國際機場；到2016年底，北京的汽車保有量達到548萬輛，為全國第一，上海為322萬輛，比北京少226萬輛，但人口數量卻超過北京。北京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首都和世界級大城市，單就交通擁堵與空氣污染這兩個問題而言，已是亟待解決。交通擁堵嚴重影響人們的日常出行和辦事效率，污染問題則影響到所有人的健康和生活質量。
從國際經驗看，解決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辦法，儘管規劃建設雄安新提出要突出七個方面的重點任務中並未隱含遷都的意思，且認為這是對於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的探討。但如果目標僅限於此，則與通州模式類似，雄安成為北京或首都的副中心，那就稱不上千年大計了，甚至還比不上當年深圳經濟特區和浦東開發開放的影響力和歷史意義。
從深圳和浦東開發開放的實踐看，建成並取得國內外舉足輕重地位的時間僅需20-30年，所以，按深圳和浦東的標準建設雄安新區，最多也只能稱為百年大計，所以，稱之為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應該是肩負着更大的歷史使命。當然，考慮到遷都並非易事，也容易造成預期變化而引發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故當前提遷都時機並不成熟。
有人認為，雄安新區同樣存在缺水和空氣污染等問題，故遷都雄安的可能性不大。對於這樣淺顯的問題，高層不可能沒有考慮，正如建設雄安新區的七大重點任務中所提到的那樣，一是建設綠色智慧新城，建成國際一流、綠色、現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優美生態環境，構建藍綠交織、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態城市。也就是說，要用新的理念來治理和改變雄安新區乃至整個京津冀地區。
從現實看，北京的地理位置和城市佈局，都還留有近千年來歷代王朝國家治理模式的影子，即以紫禁城為中心，往外層層圍圈，權利過度集中，導致朝貢文化和跑步進京等習俗代代相傳。而未來的雄安新區，將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來建設，打造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
不打造成改革樣板城，何以推進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至今，已經過去三年半了。儘管不少領域的改革在頂層設計上已有了雛形，但要落實到位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為改革會觸及不同階層的利益，而當前中國各階層的利益已經逐步固化，這就給改革帶來阻力。正如2014年習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所說：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但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呢？有道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現實情況是部署多、落實少，文件多、執行少，使得不少改革的推進速度低於預期，如個稅改革、房產稅、遺產稅、土地流轉制度改革等都停留在原則和概念上，長期得不到落地。那麼，是否可以模仿當年的深圳和浦東開發，通過建立特區或新區的方式，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60項改革任務在一張白紙上實踐，這樣就會減少阻力。當這些改革方案生根落地之後，再向全國推廣？
從習總書記提出的雄安新區七大重點任務的最後兩大任務看，確實與改革有關：六是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市場活力。七是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打造擴大開放新高地和對外合作新平台。
從宣佈設立雄安新區後當地政府所採取的舉措看，也確實有別於其他新區，如當地已對房地產市場採取了限制措施，凍結了全部房產過戶，也嚴禁房地產中介進行房地產買賣交易。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設立了不少國家級新區，如浙江舟山群島新區、蘭州新區、廣州南沙新區、陝西西咸新區、貴州貴安新區、青島西海岸新區、大連金普新區、四川天府新區、哈爾濱新區、長春新區、江西贛江新區等，但帶來的效應更多體現在當地房價上，至於新區能否起到集聚和輻射作用，就很難說了。
從上世紀80-90年代初價格雙軌制下的全民經商，到如今的全民炒房，其本質原因是改革滯後，這也導致了經濟脫實向虛。當北京、上海、深圳等城鎮居民總收入的來源中，炒房或持有房產所獲得的財產性收入數倍於薪資總收入，有多少人會贊成推房產稅呢？有多少人的利益已經固化在樓市上了？有多少人會擁戴改革呢？
對於白紙一張的雄安新區，必須阻止地產商、炒房客進入，防止新區建設的房地產化。唯有在這樣的前提背景下，雄安新區方能建設成為中國開放的新高地和對外合作的新平台，吸引高端高新產業項目和各類人才流入。從2016年中國人才的流動特徵看，北京、上海和深圳已不再是人才流向的第一目標，因為房價高企、生活成本太高。現在要建造雄安新區，就應該植入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新理念。有消息稱，中央在雄安可能主要建設廉租房和公共住宅，而並不是完全走房地產市場化的路子，即所謂的新型城市化樣板，以此來打破全國城市因房地產化導致的利益固化藩籬。
因此，從尋求改革突圍的角度來看，這個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雄安新區，在推出時機的選擇上確實有點像1992年的小平南巡，演繹着春天的故事，通過以點帶面來推動改革，這也許是在為千年大計的實施找到突破口。
造就另一個深圳的概率有多大？
深圳和上海浦東之所以能夠成功，我認為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設立的時間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和經濟高增長階段，它們的發展壯大屬於順水推舟；二是這兩地均享受了國家政策和稅收優惠，具備虹吸效應，吸引了大量外資和內資的流入，也吸引了大量人才和廉價勞動力的流入，生產要素的配置對其發展極為有利；三是得益於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經商環境，引發土地價格不斷上漲，使得地方政府成為大地主，可以利用土地財政來招商引資、做大盤子。
至於改革，竊以為浦東不如深圳。記得當初浦東開發時，提倡的是小政府、大市場，而如今浦東新區的行政架構與上海其他區的差異似乎不大。從兩地產業結構的分佈也可略見一斑，如深圳是科技與金融齊頭並進，2016年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值接近2萬億元，與當地的GDP看齊，浦東與之相比相差甚遠。
當前的雄安新區，從時機上看，是在中國經濟已處於下行階段時設立的，不是順勢而是逆勢；從政策環境看，估計在稅收優惠上很難有特殊政策了，因為這與當前的經濟發展理念相衝突。如果說有優勢，那就是它屬於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可以傾舉國之力予以支持；從地方政府的實力看，由於不允許搞房地產，故招商引資的吸引力有限，更多將依靠中央的行政性命令來獲得外部資源。
從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區域板塊的成功案例看，成功的區域大多分佈在長江以南地區，天津濱海新區的現狀低於當初提出的目標，更不用說那些甚至被稱為鬼城的新區，它們大部分位於北方和西部地區。如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議決定舉全國之力建設新疆，設立喀什經濟特區，目標是五年後喀什的人均GDP將達全國平均水平，2020年和全國一併達到小康水平。但截至去年，喀什的人均GDP只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這是因為一個區域的發展能否成功，主要取決於資金的流入和人才的流入，而中國的北方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城市在此方面優勢不明顯。如2016年全國人才淨流入的前五大城市，分別為杭州、長沙、武漢、深圳和上海。在京津冀地區，河北一直是資金和人才的窪地，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政策扶持，河北在市場配置資源上並無優勢。
因此，雄安新區的發展能否成功，取決於中央將給予多大力度的支持，也將取決於資金與人才的流入情況，這同樣需要建立良好的體制機制。現在斷言雄安新區的未來為時尚早，因為優勢和劣勢不能簡單相抵，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故還需走一步看一步。
原刊於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