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形成了新的改革和發展模式。通過十八大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中國內政方面的發展方向已經表述得很清楚。兩個全會所通過的500多項改革方案如果落實，未來將出現很不一樣的中國。這些發展規劃所着眼的，關乎中國未來30年至35年發展的長遠規劃。中國領導層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周年計劃，現在已經過去了65年，未來35年該怎麼走？這個問題，不僅中國人關心，世界各國也非常關注。三中和四中全會的決定，已經給出了明確的藍圖。
在外交方面，中國未來又該怎麼走呢？如同內部改革與發展，這個問題對中國和世界也同樣重要。對中國來說，它關乎是否有能力塑造可持續的外部和平環境，不僅有利於自己的可持續崛起，而且也有能力承擔大國維護國際和平的責任。對外部世界來說，則關乎崛起的中國會對世界帶來怎樣的影響，不僅僅希望中國的崛起不會顛覆現存世界秩序，而且更可以從中分享巨大的利益。
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儘管經濟發展速度已經進入習近平所說的「新常態」，但較之其他國家，勢頭仍然是最強勁的。今天的中國是否還會繼續鄧小平1980年代所提出的韜光養晦戰略呢？這一直是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近年來，無論是大國外交還是周邊外交，中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韜光養晦轉向了有所作為。但在國際社會看來，中國外交開始具有了自信性，甚至進攻性。很多國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國存在領土和領海糾紛的國家，因此把中國視為直接的威脅。崛起的中國和外在世界的這種互動，也使得中國的外交環境發生着很大的變化。這些都表明中國迫切需要明確的大外交戰略。
和平與發展
無論從中國外交的實際行為還是話語看，從十八大到今天，中國的大外交戰略基本形成。人們已經把2014年視為是中國的「大國外交年」，但這不僅是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領袖外交等這類日常外交，更是指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其大外交思路和戰略等的籌劃。新的外交思路就是兩條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與美、歐、俄等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另一方面是面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的新絲綢之路；連接這兩個方面外交的則是周邊外交。這個大外交戰略的核心話語就是和平與發展，在維持和平的基礎上求發展，在發展的基礎上爭取和平。
這一外交思路和戰略與鄧小平以來的外交一脈相承，很多具體內容過去已經開始做了，但是在外交戰略上更明確了。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有明確的大外交戰略，其重要性怎麼說都不會過分。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實行的政策是「請進來」（即把自己的大門向外在世界開放）和「接軌」（即改革自己的內部制度體系來和國際秩序接軌）。在這樣的情況下，的確可以做到韜光養晦，因為無論是「請進來」還是「接軌」，都不會和外在世界發生根本性的衝突。
但今天中國開放進入「走出去」階段，並且已經成為世界政治經濟舞台的一個主角，這必然和舞台上的「既得利益」發生互動和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回答自己需要什麼和如何行動等問題。只有外交戰略明確了，才能獲得他國理解，並且通過調整來相處。在以往很多年裡裏，儘管客觀上中國需要形成自己的大外交戰略，但實際上並不能拿出這樣一個戰略，因此外交的很多方面既缺方向，更缺行動力，造成了「大國小外交」的難堪局面。
在習近平的大外交戰略中，新型大國關係佔據關鍵位置。在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至今的幾次談話中，非常明確地提出建設和實踐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也適用於同歐洲、俄羅斯、印度等大國。新型大國關係既是國內發展的需要，更是國際和平的需要。中國是世界貿易大國，與各個國家在經濟、技術、環境等各方面有很多交往與合作。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成就，和加入西方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密切相關。中國今後的可持續發展，仍然需要向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開放。
不過，中國與這些大國交往，要解決的不僅是貿易問題，更重要的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歷史上看，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經常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則往往恐懼於前者，導致了無窮的戰爭和衝突。要維持世界和平必須尋找新的道路。能對中國構成致命的外在威脅的也是這些大國。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的歷史時間裏，隨着中國的繼續崛起，這些大國愈來愈把中國視為競爭者，甚至敵人。這不難理解，既得利益總是不喜歡有新的利益的崛起。因此，如何同現存既得利益和平共處，是中國尋求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主要意義，也是中國作為大國所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
在第二個層面，中國也形成了以發展中國家為目標的絲綢之路。儘管絲綢之路也連接歐洲的發達國家，但主要目標是發展中國家。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能為發展中國家做什麼？從戰略上說，中國光有新型大國關係並不足以立足於國際政治舞台，拓展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能開闢中國國際戰略的「大後方」。這個「大後方」做實了，才會具備更大的力量來實施新型大國關係。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的絲綢之路發展藍圖，就回答了這些問題。
絲綢之路首先是一個促進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問題。「一帶一路」沿途多是發展中，甚至不發達國家，需要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經濟。而中國擁有豐厚的資本、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和技術、過剩的產能及其需要拓展的新市場，這些都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從供求關係來說，這是雙贏的發展戰略。在這方面，中國將避免走西方殖民主義的老路，剝削發展中國家的初級原料、傾銷自己的商品。中國的道路是讓發展中國家也發展起來，中國提供的是他們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只有其他國家也富裕起來了，中國本身的發展才是可持續的。
今天的西方儘管很發達，但也面臨着高度發展的瓶頸，很多國家內部發展缺乏動力，更別說幫助發展中國家了。即使那些具備能力的西方國家，也往往因為意識形態（民主、人權等）的制約，為援助設置了諸多「條件性」。中國則不一樣。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要逃避這個陷阱，唯有走向發展中國家。而西方對中國的恐懼和與之而來的貿易保護主義，更促使中國走向發展中國家。
無論是建設新型大國關係還是實施「一帶一路」，中國外交戰略的核心便是周邊外交，這主要是中國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所決定的。中國的大國外交不能學英國和美國。英國是海洋國家，而美國周邊只有兩個國家。中國既是陸地國家也是海洋國家，並且周邊有十幾個國家，須要根據自己所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制定有效的國際發展戰略。中國外交的前沿是周邊國家，北邊有俄羅斯，東邊有發達的日本、韓國等，西面和西北面、南面和西南面都是發展中國家。在今後很長的歷史時間裏，主要的地緣政治壓力來自美國。不過，中美之間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就兩國雙邊關係來說，已經形成了高度的互相依賴性。中美之間的衝突，主要是中國和周邊美國盟友之間的衝突。這種情況決定了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和周邊外交密不可分。同時，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周邊國家，從這個角度說，絲綢之路也是周邊外交的內在部分。
開放的時代精神
新形成的大外交戰略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其符合時代精神。每一個時代要有符合時代精神的東西。英國崛起，主張自由貿易；美國崛起，主張自由民主。中國的時代精神，是和平、開放、包容式的發展。這是新的時代精神。中國不會也不能重複從前英國、美國崛起的模式，而是要追求新型的崛起。中國歡迎周邊國家「搭中國崛起的便車」，表現在中國已經提出的「一帶一路」、建立亞投行倡議、成立絲路基金等動議上，並且以後還會有更多的動議。
這些動議都是區域和國際經濟發展的工具，具有開放性，符合中國歷來提倡的開放的區域主義精神。發展的開放極其重要，才具有包容性。這也是從前英國和美國成功最關鍵的因素。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競爭力，不在於誰更民族主義，而在於誰更加開放。國家越開放就越發展，因為可以調動國際生產要素的流通和有效配置。西方國家從開放走到今天的貿易保護主義，如果不改變，就不可能很好地發展。現在中國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之一，是最大貿易國，這要求中國更大的開放。
所有這些客觀條件迎來了中國的大外交時代，而新領導層也抓住了這個機遇，確立了大外交戰略。這是中國可持續崛起所必需的。不過，中國的大外交既創造了新的機遇，但也不可避免帶來了不確定性，對中國來說，甚至包含危險性。在實施大外交戰略的過程中，犯些小錯誤在所難免，但中國必須避免犯顛覆性錯誤。如果犯了顛覆性錯誤，不僅促成不了中國的崛起，反而會導致崛起之前就開始衰落。（中國在哪些方面可能犯顛覆性錯誤和如何避免，需要另文討論。）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