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稱：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後發生的第一場黨內鬥爭。
最早公開發佈的信息是，1954 年 2 月 18 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闡述了全會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文中指出：「現在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即社會主義改造的階段……，這是一個比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更深刻更廣泛的革命，包含着極複雜極尖銳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方面，外國帝國主義，決不會袖手旁觀；另一方面，國內那些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決不會甘心於自己的死亡，那些將被消滅的階級也決不會沒有反抗，他們中的堅決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國帝國主義相互勾結起來，利用每一個機會來破壞我們黨和人民的事業，企圖使中國革命事業歸於失敗，使反動統治在中國復辟。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壞我們黨的團結，並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我們黨內產生過陳獨秀、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歷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在今後也還可能找到某些不穩定的、不忠實的、以至別有企圖的分子作為他們的代理人。」（註1）這就暗示中共黨內已經發生了破壞黨的團結的重大事件，出現了類似陳獨秀、張國燾、貝利亞式的人物，即所謂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中央全會，《公報》竟然宣稱：「毛澤東同志因在休假期間沒有出席全會。」（註2）
「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罪行
正式定性「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是 1955 年 3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會議通過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宣佈：「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陰謀活動，以及這一活動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 —1953年達到頂點的事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活動是我國階級鬥爭形勢複雜化和深刻化的反映……。他們的這種反黨活動無疑是適應了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的願望。他們實際上已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註3）
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罪行，鄧小平在向全國代表會議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中，列舉了以下事實：
（一）在 1953 年夏季中央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高崗大大施展他的陰謀活動。他和他的追隨者不但在會上為了有意製造黨內糾紛而發表種種無原則的言論並且在會外大肆散播各種流言蜚語破壞中央威信，特別是攻擊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想通過這些陰謀活動把這次會議轉變為對黨中央的攻擊。投機分子饒漱石也就在這時間同高崗站在一起反對中央。
（二）高崗的合作者饒漱石在北京以中央組織部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為中心進行新的陰謀活動。饒漱石首先在中央組織部內向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同志發動蠻橫無理的所謂「鬥爭」，然後又在九、十月間舉行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展開直接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反對黨中央的鬥爭。
（三）當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澤東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間委托劉少奇同志代理中央工作的時候，高崗就出面反對，並且私自活動，要求由他來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要求改換政務院總理的人選，即是說要他來擔任政務院總理。這樣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的野心。（註4）
高崗陰謀 「批薄射劉」
有關高崗的上述「罪行」，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講述有更具體的情節：
（一）關於高崗在財經會議上的活動。薄說：「高崗利用財經會議批判新稅制錯誤之機，利用黨內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會上進行時而隱蔽時而公開的串連、鼓動，首先把攻擊的矛頭對着我，並採取含沙射影的手法，實施他的『批薄射劉』的詭計，把矛頭進一步指向少奇同志。」
（二）安子文同志未經中央授權，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同志的名單。安子文同志將這個名單給高崗看過，也向饒漱石談過。高崗「抓住這件事在高級幹部中大做文章，編造說，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無林』（即有薄一波而無林彪），連朱總司令也沒有了。」
（三）「毛主席 12 月要休假，提議由少奇同志臨時主持中央領導工作……。少奇同志謙遜地提出，還是由書記處同志輪流負責為好。書記處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贊成輪流。唯獨高崗表示反對，他一再堅持說：『輪流吧，搞輪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崗陰謀活動的本質，就是要推倒少奇同志和周總理，而由他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第一副主席，同時擔任政務院總理。」（註5）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平反建國後諸多冤假錯案的過程中，人們曾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一案有所質疑。1980 年，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也是正確的。」（註6）1981 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寫道：「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註7）
「反黨罪行」的疑竇 毛澤東缺席存疑
然而，自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 21 世紀以來，先後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的年譜、傳記；楊尚昆日記；張明遠、張秀山、趙德尊、高克亭等當事人的回憶錄，等等，漸次披露的史料，使人們對高崗、饒漱石的「反黨罪行」和處理過程產生諸多疑竇。如：
（一）1953 年的財經會議「批薄射劉」、組織工作會議「討安伐劉」的由頭究竟來自何方？高崗、饒漱石在這兩個會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二）劉少奇從財經會議到組織工作會議，再到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一再做自我批評，其原因何在？
（三）把高崗在討論毛澤東外出休假由誰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會議上，贊成「輪流」主持的意見，作為高崗陰謀「篡黨奪權」的罪證，其歷史真相又是如何？
（四）毛澤東在聽到鄧小平、陳雲反映高崗的私下活動後，採取了那些措施，何以決心拿高崗是問？
（五）高崗為檢討錯誤求見在杭州休假的毛澤東，為何遭到婉拒？
（六）以增強黨的團結為主題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為何以休假名義缺席？
（七）由只作自我批評的四中全會轉向對高、饒面對面揭發批判座談會的決定是怎樣做出的，毛澤東是否知情？
（八）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作的對高崗問題的定性講話，是否事先報毛澤東審閱？
（九）高崗、饒漱石的真實錯誤在哪？
（十）俄羅斯公佈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向蘇共中央通報關於高饒事件的檔案，又向人們提供了怎樣的不同信息？
（十一）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為何又株連出東北局和山東分局兩個「反黨集團」？
（十二）由高、饒事件開啟的黨內鬥爭，動輒上綱「反黨」的深層原因何在？
因此，根據現有可見的文獻資料，對當年的結論重作考證，對當年的誤判及不實之詞予以澄清，對長期被作為指導黨內鬥爭的理論重作思考，就十分必要，也是長期關注中共黨史和當代中國史的人們所期待的。顯然，歷史的複雜性並非現有史料能完全展現原貌，這本《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只能是根據現有條件對上述種種謎團所作的考察，作為本人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研究高饒事件的一個小結。
註1.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 20 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 265–266。
註2. 同上，頁 264。
註3. 同上，頁 537。
註4. 《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 20 冊，頁 515–516。
註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 311、313、315。
註6.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293、294。
註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