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近來中共高層又開始重視「政治忠誠」這個問題。（亞新社）
儘管「政治忠誠」今天經常成為人們反感的一個概念，但這並不是說，這個概念已經變得毫不相關了。這個概念是中國數千年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之所以成為核心概念，並不是人們喜歡這個概念，而是因為體制的運作需要這個概念。
一旦官員沒有了這個概念，其行為不受這個概念的指導，體制運作就會出現問題，甚至是大問題。也就是說，忠誠問題在數千年的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大問題。同樣，今天再次提出這個概念，表明今天仍有需要，體制的運作仍需要它。
情況的確如此。中共十八大以來，如此眾多的高級幹部從「出類拔萃之輩」變成階下囚。這些高級幹部在出事情之前，也是從基層一路打拼上來謀得高位，甚至成為政治局常委，不能說沒有一些能力。實際上，他們當中甚至不乏在位期間取得一些成就、成為階下囚之後，仍然為當地人所懷念的。
他們成為囚徒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各種類型的經濟腐敗和生活作風等問題，但歸根結底是政治忠誠問題，因為其他所有原因都可以追究到政治忠誠問題。很簡單，如果黨政官員在政治上保持對黨的忠誠，就會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節制，不至於出現那麼大的問題。
正因為這樣，近來中共高層又開始重視「政治忠誠」這個問題。政治忠誠不僅僅是那些已經成為「囚徒」的昔日「出類拔萃之輩」的問題，很多在任黨政官員也不見得都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從經驗來看，今天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很多制度上的努力，尤其是政治改革。
政治忠誠是什麼？
儒家政治哲學的核心就是政治忠誠。不過，問題在於什麼是政治忠誠？政治忠誠的對象是什麼？政治忠誠通過什麼形式表達出來？這些見仁見智，不同的官員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也有了不同的政治行為。在眾多相關問題中，最為核心的問題也是最令人困擾的問題，就是：忠誠是對皇帝本人的忠誠，還是對皇帝作為制度的忠誠？
儘管從理論上說，這兩者是辯證統一的，但在實踐層面有很多時候很難統一起來。當皇帝的實際作為和官員所認知的皇帝行為相一致的時候，事情就好辦；但當兩者不一致的時候，各種問題就接踵而來了。
中國古代有大儒、腐儒或犬儒之分。對大儒來說，忠誠就是對皇帝作為一個制度的忠誠。皇帝不僅僅是個人，而是代表一整套原則、制度和禮儀。這套制度就是先秦諸子百家所強調的「道」。皇帝這一制度要通過皇帝個人來體現，正如現代總統制社會的總統職位要通過總統個人來體現一樣。
因此，這裏的忠誠是對這套既定的原則、制度和禮儀的忠誠。如果皇帝的行為符合這套原則、制度和禮儀，就要表示忠誠。如果皇帝違背了這套原則、制度和禮儀，就可以提出批評意見，甚至加以反對。對腐儒來說，忠誠往往只簡單地表現為愚忠，即不管皇帝如何行為都對皇帝本人的忠誠。從經驗來看，大儒有，但很少；大部分官員表現為腐儒。
腐儒或犬儒出現的原因
腐儒或犬儒的出現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即他們自身的原因和他們效忠對象即皇帝的原因。就他們自身來說，他們沒有意識到皇帝的最高利益是什麼。皇帝當然有其自身的利益，個人、小家庭、大家庭、權力圈子等都有不同的利益需要皇帝考量。但是，在眾多的利益中，其最大的利益就是維持、鞏固和發展皇帝制度，因為只有這個制度才能體現整個國家的利益。
很顯然，一旦皇帝制度不能維持下去，其他方面的利益就會無從談起。對接受過系統儒家教育的官員來說，對皇帝的這個最大利益不能說沒有認識。不過，很多人簡單地選擇了對皇帝個人的忠誠，而忘記了對皇帝制度的忠誠。原因也很簡單，因為皇帝的個人行為，並不總是能夠符合作為原則、制度和禮儀的皇帝制度。
對皇帝個人的忠誠不僅沒有任何風險，反而會帶來升官發財等大把機會和利益。而對皇帝制度的忠誠則具有很大的風險，甚至可能招致殺頭之果。也就是說，如果對皇帝制度的忠誠沒有制度保障，官員會很「理性」地選擇對皇帝個人的忠誠。眾多的官員成為腐儒，也不難理解了。
皇帝方面的原因更為重要，因為在君臣關係中，君佔據主導地位。君和臣兩者都是制度，但兩者都是通過個人來體現的。在實際生活中，臣必須是根據君的意思來行事的。余英時先生說，中國數千年像秦始皇帝那樣的暴君並不多見，像唐太宗那樣的明君更少見，大多數都是昏君。除了開國皇帝，其餘的皇帝大多是被選擇成為皇帝的，而皇帝成為怎樣的皇帝，是昏君、暴君還是明君，不僅僅取決於皇帝本人的個性、教育背景和成長經歷，更取決於皇帝行使權力的環境，包括官僚階層。
歷史上，明君總是具有大局觀念、能夠看到王朝的長遠利益，其行為不僅能夠符合所確立的原則、制度和禮儀，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政治規矩」，而且能夠把維持和發展皇帝制度作為其最高目標。明君也深知自己有可能忽視或遺忘這個最高目標，所以能夠設置一些制度（例如「言官」）給自己提建設性意見。明君即開明皇帝，而「開明」的來源不僅僅是皇帝本身，在很多場合，皇帝也是經常被啟蒙的。
不過，很多皇帝做不到這一點，沒有大局和長遠利益觀念，只能看到自己、家庭和權力圈子等眼前的局部利益；要不過於集權和專制，不讓大臣有說話、提意見的機會，更容不得批評；要不過於分權，大權旁落，讓內戚、宦官、官僚等專權，最終導致王朝衰落和終結。
自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解體至今，中國政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政治平等觀念至少在理論上已經深入人心，現在的上下級關係不再是君臣關係。不過，關乎政治忠誠的諸多政治文化現像，似乎並沒有真正離開我們多遠。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人們不難發現這些現像依然流行。
在今天的中國，可以稱之為「愚忠」的現像經常發生在各級黨政官員之中。有些領導經常喜歡搞人身依附關係，要求下屬對自己的絕對忠誠，而自己也對那些「愚忠」者不僅提供各種各樣的利益，還提供政治保護傘，結果形成」團團伙伙」。傳統政治上叫」朋黨」，現代政治學叫」政治寡頭」。更有甚至，「團團伙伙」發展到一定階段，就自我膨脹起來，自以為是，開始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獨立王國」，從而對整個執政黨和國家構成政治威脅。
這種現像在十八大之前流行起來，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等都成為這些「團團伙伙」的核心人物，他們構建了從中央到地方、橫跨多個部委的政治網絡，是典型的「政治寡頭」。導致這種現像的根源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缺少對政治原則的忠誠。
傳統上，「朋黨」的形成是因為對自己直接主子的忠誠，缺乏對皇帝體制的忠誠。在現代，「團團伙伙」的形成也是因為對直接領導的忠誠，缺乏對領導集體、政黨、社會和國家的忠誠。
為何重新確立領導核心？
十八大以來，所有這些原來習以為常的現像難以為繼了。今天中共重提「核心」概念，重新確立領導核心。一個大國、一個大黨需要一個強有力、具有權威的中央領導層，而中央領導層又需要核心。正如鄧小平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所強調的，中共誕生以來，每一代領導人都需要一個核心領袖人物來擔當政治責任。實際上，政治責任擔當是任何一個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總統制中的總統、議會制中的總理，都是需要擔當政治責任的核心人物。
但是，核心領袖人物的確立，並不一定必然導向傳統意義上的專制和專斷，而是取決於一系列制度的確立和建設。因此，鄧小平在確立第三代領導核心的同時，也設計了一系列制度來避免毛澤東時代出現過的個人專斷現像。鄧小平屬於制度主義派。他認為，沒有好的制度，好人也會犯錯誤。鄧小平所設計的制度包括集體領導、黨內民主、領導職務限任制、年齡限制等。人們今天所看到的這些制度，都是鄧小平時代以來確立起來的。
十八大之前出現上述「寡頭政治」現像，並不是說這些制度錯了，而只是表明這些制度仍然處於探索過程，仍然需要改進和完善。正是十八大之前的「集體領導」在高層演變成「頂層分封制」，權力過於分散，不僅造成寡頭政治，給執政黨構成威脅，更使得執政黨的改革和開放事業難以為繼。因此，今天執政黨再次確立「核心」和「忠誠」的概念，希望通過提高權力的協調性，來避免這些情況持續。
不過，黨政幹部是否適應這種變化呢？他們是否精準理解這種變化的意義呢？從經驗來說，答案不是那麼明確。今天，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領域，傳統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的「腐儒」和「愚忠」現像又再次出現。一些幹部口口聲聲喊「忠誠」，實際行為則是懶政、不作為，導致中央所期望的政策推行不下去；很難讓人們理解這裏的「忠誠」的意思。
而在社會層面，媒體上（尤其是社交媒體）各種頌揚個人崇拜的聲音飛揚，各種批評聲音則被壓制下去。這些現像的共存，很自然讓外界覺得中國似乎又回到傳統或改革開放前的「愚忠」年代。
這裏就涉及如何理解核心和忠誠的問題。借用一個古代的概念，如果從大局觀念來理解，就會產生「大儒」；如果從小局觀念來理解，就必然成為「腐儒」。也就是說，格局意識最為重要。一些官員沒有格局意識，而只會口喊忠誠。那什麼是格局意識呢？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去年在政治局的講話很有意義，因為這個講話體現了現在領導核心的「大局意識」。
習近平在討論黨政官員對黨忠誠時，強調他們必須做到三個「必須」，即「必須體現在對黨的信仰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在對黨的組織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在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忠誠上」。這裏說得最清楚不過了，對黨的忠誠是對黨作為一個制度的忠誠，而非對黨的個別領導人的忠誠。實際上，十八屆六中全會在強調「領導核心」時，也強調了領導集體和黨內民主的重要性，並警告不能搞個人崇拜等。一句話，「腐儒」現像的再現，就是各級官員沒有格局意識的結果。
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這種現像必須糾正，因為一旦風氣形成，久而久之就會在各級領導幹部之間導致小格局（即個人利益、家庭利益、小圈子利益）盛行，而大格局（即執政黨、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消失的局面。出現這種局面的時候，也是執政黨面臨執政危機的時候。如何防止這種局面的出現，便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