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理念的力量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理念的力量」，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用中國人的話講就是「屁股決定腦袋」，即你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就說什麼樣的話，做什麼樣的事。而我今天講的是「腦袋可能指揮屁股」，也就是說你有什麼樣的想法會影響你說什麼樣的話，做什麼樣的事情，甚至決定你將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在傳統的經濟學裏，我們一般講人的行為是由利益支配的，而且每個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麼，所有人的行為都可以從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並且在一定的條件下社會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即除非損害別人，否則沒有任何人的狀況可以得到改善的一種狀況。在我們研究社會變化時，按照這一假設，所有的社會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會變革其實就是一種利益戰勝了另一種利益，或者是在權威人分析了變革的成本與收益之後，得出的一個非常理性的決策。

 

100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艾奇沃斯（注：艾奇沃斯，FrancisY.Edgeworth，1845-1926，英國經濟學家，「無差異曲線」幾何分析方法的先驅者之一）講過一句話，“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interest.”這句話準確地概括了剛才我講的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但是，如此一來，我們就面臨一個困惑：按照經濟學假設，每個人的利益自己都知道，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無論有沒有經濟學或是其他社會科學，人們的行為都是一樣的。這樣一來，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都是沒有用的，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和人的行為是給定的，既不會因為我們有了這些學問更好，也不會更壞。我們也沒有辦法解釋人類為什麼會犯錯誤，因為按照經濟學的假設，從事前看，每個人的決策都是正確的，儘管事後可能運氣不好，如投資虧了，事前講並沒有錯。但事實上，人類犯了好多的錯誤。其中歷史上非常巨大的錯誤，就是「計劃經濟制度」，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我今天強調理念的重要性，這個觀點其實也不新，至少我們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大衛·休謨，他是位哲學家，也是位經濟學家。他說，儘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觀念支配的。幾十年前，凱恩斯講過類似的話，他說經濟學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論正確與否，都比一般想像的更有力量，世界其實是由他們支配的。他還說，或遲或早，無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與凱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場上的另一位經濟學家，也是哈耶克的老師，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講過類似的話：「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頭腦的理論、學術、信條和心態之結果。在人類歷史上，除開心智之外，沒有一物是真實的或實質性的。」「一般認為社會學說的衝突是因為利益的衝突，如果這種理論成立的話，人類的合作就沒有希望了。」

 

我們來看一下歷史和事實。人類歷史上很多變革，不是一種利益戰勝另一種利益，而是一種思想和主義戰勝另一種思想和主義，或者新的理念戰勝了舊的理念，也可以說理念戰勝了利益。許多變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勝利，實際上是理念的勝利。比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農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戰勝了地主的利益和資本家的利益，而是馬克思主義戰勝了其他的主義，所以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勝利。

 

喬治·華盛頓在200多年前建了美國這樣一個體制，他沒有當皇帝，當總統也只當了兩屆，顯然不能從利益角度看，只能從理念角度來解釋。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也不是出於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出於他的信念與理念。法國大革命，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理念的產物。而這些理念的很多創造者屬於貴族階級，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很多也是出身於貴族或者受到貴族的資助。如盧梭30%的通信者、伏爾泰50%的通信者，都是貴族。中國共產黨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並不是出身於工人階級，而是舊體制下的精英階層。這些出身於統治階級的人為什麼要起來鬧革命?因為他們接受了一種新的理念——馬克思列寧主義。

 

為什麼理念如此重要？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麼關係？簡單說，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構造的，也就是說，儘管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利益本身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客觀的標準，而是依賴於我們通過什麼樣的思想、什麼樣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說，幾十年前，當農民被告知他們的利益和地主階級利益是衝突的，工人被告知他們的利益和資本家的利益是衝突的時候，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就是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就起來鬧革命，儘管事後來看，他們並沒有得到自己所期望的東西。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長期以來，利益的概念在經濟學裏定義得比較狹義，即指物質利益。經濟學假定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這個效用通常被理解為是物質欲望的滿足程度。這樣的理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人們的利益不像傳統經濟學所狹義假設的那樣，僅僅是物質利益，我們有很多非物質的利益。這些非物質的利益，對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好比說我們生活在社會中，要重視我們的名望，因為別人怎麼看待我們很多程度上會決定我們的幸福水平。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好的聲譽，我們做的事就必須正當，符合別人的預期。而什麼事正當，什麼事不正當，依賴於我們的理念，有關正當性的理念一定會影響我們的所作所為。

 

我們知道，人是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動物。什麼叫理性動物?就是人是會思考的。人做事是有目的、有計劃的，不是完全憑本能做事，而是根據自己相信的東西，根據我們認識到應該採取某種行動的理念採取行動。這就是一般講的人作為理性動物的含義。如果理念不影響人的行為，人與動物就沒有區別。

 

如果人是理性的，我們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個正當性的理由，這就追溯到，人生活最根本的目的是什麼？20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曾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說人的目的是 eudaimoni-a，一般翻譯為「幸福」。在200多年前，德國哲學家康德也探討過這個問題，他認為人類的本質性目的是幸福和完善，這個幸福和完善與快樂不一樣，幸福是對個人所追求目標的和諧整合，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實現一個人在道德和肉體上的潛能。我理解，康德講的和亞里士多德講的含義是一樣的，人類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潛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再進一步看，我們可以把人類對幸福的追求，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進行延伸。時間維度很簡單，我們看重的是一生一世的幸福，而不是一時一刻的快樂。比如今天在這裏開會，我們並不是就這一件事考慮這件事，而是着眼於更長遠的考慮，今天做的事可能影響我們的未來，我們一定不會簡單地按照短期利益來決策。人類在意的很多問題，甚至超出了我們生命的長度。所以有時候，為了身後的名聲，人們願意忍受一些身前的痛苦。

 

當然我們知道，人類也有一個弱點，這個弱點就是我們近視，看近處的東西比遠處要大，未來一塊錢肯定比不上今天的一塊錢。但作為理性人來講，我們要努力克服這樣的弱點。如果更為理性地思考，我們會發現，未來的東西不像我們現在看到得那麼小，眼前的東西不像我們現在看上去那麼大，這樣我們才能做出一個更好的決策。

 

幸福的空間維度來自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動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和別人的關係，或者別人對你的看法。如名譽、地位、權力等這些東西，都會影響你的幸福。如果你認為做某種事是不對的，做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質的好處，但會受到別人的譴責，損害你的名聲，從而減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大可能做它。所以非物質的利益對人的理念更為敏感，有什麼樣的正義觀念決定你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我還要繼續談一點對經濟學的看法。我是一個經濟學家，但我要做一點自我批評。經濟學講的理性，我們叫工具理性，簡單說，就是人的目標是給定的。理性意味着我們盡量選擇最有效的方式滿足這個目標，最大化我們的偏好，最大化我們的效用。在這個意義上，按照工具理性，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隸，理性在制定人的目標方面沒有什麼大的作用。

 

我認為人作為理性存在物最重要的是目標理性，也就是說我們究竟應該追求什麼，而不應該追求什麼。人作為動物、作為一般的生物有很多欲望，哪些欲望應該滿足，哪些欲望不應該滿足，這是人區別於動物最重要的東西。根據康德解釋，理性就是幫助我們選擇目標本身，理性應該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隸，道德是約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數人是根據一定的倫理原則選擇自己的目標。

 

2000多年前，中國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有類似這樣的話，「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什麼意思?欲望是一種動物本能，如果我們以我們的理性(「道」)指導我們的欲望，這時候就達到了樂而不亂，否則，我們只是簡單地滿足給定的欲望，卻不對欲望本身做選擇，就變成了「惑而不樂」。

 

一個人偉大與否，是低俗還是高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目標定在什麼地方。愈是短期內易滿足的欲望，持續的時間愈短。如果你只追求物質的快樂，你會變得非常平凡甚至庸俗。但如果你追求超越了一般動物性的欲望，包括對名聲的重視，甚至本身在人類作為理性存在物這樣一個概念的追求上，就可能變得高尚。所以說，僅僅強調工具理性是不夠的，人類非常重要的是目標理性。在這個意義上，哲學家、宗教家與經濟學家不一樣，經濟學強調的是工具理性，哲學家和宗教學家強調的是目標理性。因為目標理性如此重要，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宗教創始人才影響了我們這個社會如此之久。

 

亞里士多德講過人有三種生活，一種是享樂的生活，一種是政治的生活(追求權力和榮譽)，一種是沉思的生活。每個人都必須有享樂的生活，但我們又不能僅僅滿足於享樂的生活。他建議我們，如果物質生活達到一定水平後，應該追求沉思的生活。這種沉思的生活不依賴於外在的因素，是一種自我滿足，是一種近乎神性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接下來我簡單談一下理念的力量在中國的實踐。任何社會變革都是從理念的變化開始的，中國的改革也不例外。理念是人創造的，也是人實施的，這就引出另外一個問題——領導力。我們可以用理念和領導力的結合來理解社會的變革。理念可以正確也可以錯誤，領導力可能強也可能弱，這樣在二個維圖形上，我們有四個組合，最好的組合是第一像限，即正確的理念和強的領導力，其次是正確的理念和弱的領導力，最糟糕的組合是第四像限，即理念是錯誤的，但領導力很強。

 

為什麼過去30年為什麼取得那麼大的進步?因為我們有一個處在第一像限的人物——鄧小平，他有比較正確的理念又有比較強的領導力，在中國發起並領導了市場化導向的變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未來會怎麼樣?從圖形上可以看出，如果處在第一像限，有正確的理念和強的領導力，可以完成中國法治建設和民主化的變革。

 

鄧小平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一個偉大的制度企業家。他有正確的理念，又有非常高的領導力。我們可以用高考制度的恢復來說明這一點。鄧小平在1977 年再次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主管教育和科技，他搞的第一項改革就是改革招生制度，即大學招生由原來單位推薦改成考試錄取。這是他的一種理念，他認為要實行現代化沒有人才是不行的，要有人才，大學是最重要的，而大學要做好，選拔優秀的年輕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決定恢復高考。但當時，教育部部長和其他教育部的官員還比較左，不太認同，所以就想方設法拖延，跟鄧小平彙報說，高考很復雜，今年來不及做，我們需要更長時間的準備。鄧小平說，你們有能力做就做，你們沒有能力做，我就找有能力的人做。這樣的理念和領導力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未來，中國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於我們有什麼樣的理念和領導力。

 

 

最後要特別強調的是，理念既然如此重要，從哪兒來?理念來自思想市場！所謂思想市場，就是不同的觀點、信仰、理念、學術思想、主張可以同時並存，而且它們之間可以有平等和自由的競爭。人類做的很多事，在還沒有實踐檢驗之前，就需要選擇做還是不做，這時候就要靠思想市場的競爭來幫助我們做選擇。如果到實踐之後再來選擇，就變成了事後的檢驗，可能已經犯了巨大的錯誤。

 

思想市場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學術市場，是創造新理念的，這些新理念由哲學家、思想家、學者、理論家來提供;第二個層次是理念的傳播市場，包括媒體，特別是公共知識分子、出版商、教師等，哈耶克稱之為「思想市場的二手交易商」;第三個層次是理念的實踐市場，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政治領袖。這三個層次都非常重要，但一般來講，新的理念和思想是從第一個到第二個、第三個循序漸進的。

 

這三個市場通常由不同角色的人承擔。因為角色完全不一樣，甚至有衝突，譬如哲學家關注的是合理性。政治家更關注可行性。所以，儘管柏拉圖主張過哲學家當國王，但事實上，當哲學家就不可能當國王，當國王就不可能當哲學家。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角色，每一個角色都非常重要，但功能不同。

 

我要強調的是，中國經常有一種觀念認為，如果某一種理論觀點不具現實的可操作性，就沒有價值。這是不對的。真正的理論在最初提出的時候都不具有可行性。孔子的儒家學說一開始並不被認可，但經過了350年左右的時間，到了漢武帝時確立了統治地位。耶穌被十字架吊死時，羅馬帝國只有1000名左右的基督徒，經過了300多年以後，基督徒增加到3300多萬，羅馬帝國皇帝最終於公元392年把基督教確立為國教。

 

思想市場的歷史經驗，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春秋戰國時，中國有發達的思想市場，出現了百家爭鳴，出現了儒家的思想。在南北朝時期，思想也比較自由，佛教在中國得到蓬勃發展，最終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這是正面的例子。而無論秦始皇焚書坑儒，還是漢武帝獨尊儒術，都是對思想市場產生了嚴重的破壞，制約了後來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

 

過去30多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思想市場的結果，如果沒有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沒有思想解放運動，不可能有鄧小平的改革。大量的經濟改革是通過經濟學家討論的結果，如果沒有經濟學家的討論，「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不可能寫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文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寫入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文件。我個人親身經歷了雙軌制價格改革，1984年之前人們腦子裏的價格改革就是價格調整，我當時寫的文章改變了這個理念，我說任何政府制定的價格不可能是合理的價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逐步放開價格，也就是通過雙軌制，走向市場決定價格的體制。有了這個新的觀念，我們才找了價格改革的正確方式。

 

總而言之，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場，才能為我們的改革創造新的思想和理念。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