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在西方,一般認為,民主是解決人類既需要首腦,同時又能保證首腦不濫用權力的最有效機制。(Pixabay)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美國、歐洲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狀及其發展趨勢,已經預示在世界範圍內,正發生着一種可以稱之為「首腦危機」的現像。這無論對各國國內政治還是對國際政治,都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首腦的作用不言而喻。用中國的政治術語來說,「首腦」就是「核心」。自從人類有政治生活以來,無論是怎樣的組織,都需要協調和統領組織的生活,因此都需要有首腦作為核心人物而存在。從原始部落的「頭領」和「酋長」、封建時代的各種「國王」、帝國時代的「皇帝」到近代以來的各種體制的首腦(例如總統制裏面的「總統」和議會制度裏面的「首相」),無一不是圍繞着首腦來進化和運作的。日本人把「總統」翻譯成為「大統領」是非常形像的說法。
不過,近代以來的民主化給首腦注入了新的內容,無論是其產生、維持和退出,其行為、責任等各個方面都賦予了民主的內容。首腦必須由人民選舉產生,其權力來自人民;同時首腦不能濫用權力(分權與制衡);人民保留讓首腦去留的權利(定期性選舉或者罷免);首腦必須對其政治行為負責等等。在西方,一般認為,民主是解決人類既需要首腦,同時又能保證首腦不濫用權力的最有效機制。
今天的首腦危機,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可說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產物。首先應當說明的是,首腦危機並不是說今天西方各國沒有了首腦,而是所產生的首腦沒有能夠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庸人政治。民主制度所設想的,是要選舉出「出類拔萃之輩」成為國家領袖。但是現在所選舉出來的首腦,很難說是最優秀的。如果說所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是否「優秀」很難判斷,從經驗上看,他們沒有多少是有所作為的。即使這些政治人物想作為,實際上也很難。這或許是因為首腦個人的能力之故,或許是因為首腦所面臨的制約過多之故。不管是什麼原因,結果都是一樣的。
相反,人們看到的是,不負責任的首腦愈來愈多。最顯著的行為就是首腦們動不動就進行公投。西方代議制產生的原因在於,現代大社會不可能讓公民直接決策,所以選舉出他們的代表來行使權力。不過,因為這些代表之間經常達不成政策共識,演變成黨爭,首腦只能訴諸於公投。這樣,間接民主又轉變成直接民主。
就其形式來說,公投是直接民主的直接表現。但問題在於公民對很多問題沒有判斷能力,他們公投表決之後又後悔結果。這在英國的「脫歐公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更為嚴峻的是,公投經常導致社會的高度分化,處於簡單的「是」與「否」的分離狀態。公投這一最民主的方式,導致了很不民主的結果,往往是51%的人口可以決定其余49%人口的命運。
「出類拔萃之輩」不從政
第二,傳統類型的「出類拔萃之輩」正在失去參與政治的動力。就民主政治所設想的「政治人」理論來說,參與政治(即參與公共事務)似乎是人類最崇高的精神。從古希腊到近代民主早期,這一設想基本上有充分的經驗證據,從事政治的都是貴族或有產者(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階級或者商人階層)。貴族和有錢階層往往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並且不用為生計擔心,是有閑階層,他們中的很多人有服務公眾的願望。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稱這個群體為「職業政治家」。
但在大眾民主時代,「政治人」的假設已經不那麼和經驗證據相關了。從理論上說,大眾民主表明人人政治權利平等,有更多的機會讓普通人參與政治過程。不過,很多政治人物不再是專業政治家,政治對他們來說是一份工作,並且是養家糊口的工作。與過去相比,政治的「崇高性」不再存在了。此外,在大眾政治時代,政治人物所受到的制約愈來愈甚。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出類拔萃之輩」不再選擇政治作為自己的職業,而選擇了商業、文化或者其他領域,因為那些領域更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第三,代之以傳統「出類拔萃之輩」的,便是現代社會運動型政治人物的崛起。無論在發達社會還是發展中社會,這已經是非常明顯的現像。當然,這種現像並不新鮮。在西方,每當民主發生危機時,便會發生社會運動。無論是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還是由政治人物自上而下的社會運動,都會產生民粹主義式的政治人物。在發展中國家,二戰之後反殖民地運動過程中,曾經產生很多民粹式政治人物。這不難理解,為了反對殖民統治,政治人物需要動員社會力量,同時社會力量也已經處於一種隨時被動員的狀態。今天,無論是發達的西方還是發展中社會,民粹主義到處蔓延,有左派也有右派民粹主義,一方面為新型的政治人物(也包括首腦)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第四,強人或強勢政治的回歸。民粹主義政治的崛起,正在促使政治方式的轉型,從傳統制度化的政治轉向社會運動的政治。從社會運動中崛起的政治人物,往往具有強人政治的特點,不按現存規則辦事。破壞規矩是民粹主義的主要特征,如果根據現行規則辦事情,就出現不了民粹。西方民主政治一般被視為已經高度制度化,甚至是過度的制度化。不過,民粹主義式的領袖可以輕易對現存政治制度造成嚴重破壞。美國特朗普的崛起表現得非常清楚。
因此,首腦危機不僅體現在傳統類型的首腦不再能夠作為,也體現在給人們帶來巨大不確定性的另類首腦的崛起。兩者實際上相互相成,正因為傳統類型的政治人物不再能夠作為,導致了另類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什麼導致這種現像?
社會經濟形態變化
社會經濟形態決定了政治人物(首腦)類型。如前面提到的,人類社會自古至今經歷不同類型的首腦。不同類型的首腦取決於不同類型的社會經濟形態,從原始部落、封建、帝國、神權、近代主權國家和現代工業社會,不同社會形態造就了不同類型的政治制度,產生了不同類型的政治首腦。
今天的首腦危機就是社會經濟形態發生變化了,而政治制度沒有發生變化,產生首腦的方式沒有發生變化。今天西方民主是近現代工業民主的產物。工業革命造就了近代經濟結構,所以也是近代社會結構。多元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表明利益的多元化,經濟社會利益的多元化,是近代代議民主制度的基礎。但數十年的全球化和技術條件的變化,已經改變了經濟和社會結構。全球化導致了資本和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快速流動,促成了經濟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有效配置。這大大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和提高,為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
然而,財富在社會的不同群體中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和不公平,財富流向了絕少數人,大部分人沒有從全球化過程中獲得利益,也有很多社會群體成了全球化的犧牲品。結果,西方社會普遍地收入差異擴大和社會高度分化,更為嚴重的是中產階級的大大縮小,技術更是惡化。因為電腦和人工智能的發展,生產過程機器人化,技術所產生的就業愈來愈少。同時,這些技術的發展有利於絕少數人,這些人可以利用這些技術獲取巨額的財富,而大多數社會群體不能享受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好處。
經濟技術層面的變化,對近代西方產生的民主形式構成了巨大的挑戰。最大的挑戰就在於代議制民主,已經和當代的經濟技術結構不那麼相關,甚至毫不相關。一方面,代議制民主無能解決經濟技術變化所帶來的各方面的問題;另一方面,代議制民主所產生的政治人物很難和社會現實具有相關性。人們把「建制派」稱之為「既得利益」,是因為他們已經不能反映社會的現實。在這種情形下,「建制派」被民粹派擊敗理所當然,因為前者和社會現實脫離,而後者則來自社會本身。
當代經濟技術面的變化,已經要求出現新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首腦),現在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滿足不了現實的要求。這就是首腦危機的根源;很顯然,危機來自於政治變革的缺失。如何解決這種危機?從歷史角度看,還是要通過政治變革。近代西方民主到今天有200多年,盡管經濟、技術和社會層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民主的結構和形式沒有什麼大的變化。這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了。沒有政治變化,就會有政治危機,而首腦危機只是政治危機的一個側面。
今天,西方民粹主義的崛起,表明政治變革的緊迫性。民粹主義、強人政治、反現行體制,這些現像歷史上都是聯系在一起的。內部的民粹主義又必然會導致外部的民族主義。這使得整個西方世界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首腦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成現實。對西方來說,所需要的是政治變革。在這場變革過程中,西方需要回答一系列的問題:新類型的政治人物(首腦)如何產生?如何防止他們濫用權力?如何更新權力制約機制?如何更新代議民主?間接代議民主是否有條件轉化成為直接民主?如何保障政治人物仍然是「出類拔萃之輩」而非蠱惑人心的政客呢?
對西方民主來說,歷史沒有終結。當代民粹主義的崛起和盛行,可說是西方新制度歷史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