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中間派為主的治港方略才是正道

 

 

中央政府直接參與香港政治的路徑除了從制度層面，包括香港選舉制度，官員乃至特首甄選的政策收緊外，主要表現為在香港組織與發展自己的政治勢力，強勢介入香港的各類選舉。中聯辦主導整合建制勢力選舉事務與選舉策略是公開的秘密。每到選舉季節，涉港省區如福建廣東，以統戰部門為主的各級相關官員傾巢而出，蒞臨香港，召集鄉親從登記做選民到號召投票支持什麼候選人費盡心力。

 

本來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寄予相當希望，樂見其順利實施，使自己保有原來的生活方式，在香港安居樂業。鄧小老以中間派為主治港方略及其實施有助於提高港人的信心。雖然首任特首的政策失誤帶來巨大禍害，大部分港人傾向於認為是個人能力與識見的問題。他的失敗並未真正累及中央政府，畢竟那是香港內部治理問題。八萬五是香港的土地政策並非中央政府越俎代疱的設定，不是中央政府的責任。然而中央政府親自組織自己的力量，參與香港政治就難免使人們產生疑慮。而最大的問題中央政府要組織自己的力量必須提供激勵機制，吸引一些人加入成為中央政府的依靠對象。結果中央政府自己組織起來的力量反而壞了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事業。因為這些組織與個人在香港這樣的特殊背景下很快形成有自己利益的集團。他們不管香港社會的特點，簡單地以言辭與行動去取得中央政府的認同，從而取得這樣那樣的利益。後來不斷有人為了表現自己而把調門不斷提高，鬥爭政策自我實現惡性循環：打擊力度不斷增強，打擊面也就是對立面不斷擴大。

 

這樣做帶來的是香港社會的嚴重撕裂，使本來相對和諧的香港社會動蕩不安。中央政府在市民中的評分不斷趨下，相對於北京的初衷，真正是適得其反。要知道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利益與其依靠的，視為自己人的，很快發展成為利益集團的政治勢力利益根本不同。對於中央政府而言，香港回歸後社會安定，港人滿意，從而國際稱譽，簡單說一國兩制所有相關方咸得其所是最大的利益；但對於一些利益集團而言，中央政府的利益與他們基本沒有什麼關系。他們更有興趣的是如何在中央政府那裏取寵固寵以爭取利益。這樣在相當程度上，香港社會越混亂，中央政府在市民中的形象與信任度越低落，他們的價值越高。這些集團都知道執政黨以左為尚的固寵符。不留餘地的鬥爭手段與策略永遠是他們的第一選擇。從而香港政治形勢進入一種惡性循環，中央政府根本陷入一個自設的陷阱之中。中央政府越依靠自己組織的政治力量，反對的勢力就越壯大。特別是在青年人中這種趨勢更明顯，更令人擔尤。因為未來屬於青年人。

 

最後是中央政府在香港依靠的政治勢力騎劫了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第三任特首選舉時，這些政治力量迫使中央政府放棄鄧小老中間派為主治港的方略，讓這些政治勢力的代表替代中央屬意的人選出任特首。這樣在社會普遍不信任中，政府舉步為艱陷入施政困難中。很多時候特首無政治能力展開工作，事事要中央政府尤其是其駐港代表出面協調。這使港人疑慮更甚，認為一國兩處於名存實亡之中。更大大拖累中央政府的聲望。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似乎近於失控。

 

 

中央政府在香港使用的鬥爭策略可以說基本上是脫胎於依靠團結孤立打擊的傳統模式。這種模式是執政黨長期沿用的。這種模式首先確定鬥爭要達到的目標，然後選定依靠的力量就是一個社會群體，通過這個群體去團結社會的大多數，孤立與打擊一小撮被認定為頑冥不化的鬥爭對象。執政黨應用這一鬥爭模式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中取得巨大成效，成為執政黨的法寶之一。

 

為什麼這一鬥爭模式在香港的應用竟然不濟呢？首先是中央政府要在香港達到的目標是保留並使之正常運作，發揮功能的香港一制，根本不應以鬥爭的策略來達致這一目標。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達，從而也高度複雜的國際都會，有其特定的，經常是互相制約的生態。只有存在這樣的生態，香港才能正常運作發展功能。中央政府想以鬥爭手法去掉那些它不喜歡的東西，只能使香港功能失調，陷於紊亂之中。只要中央政府不想違背承諾，把香港一制取消，港人繼續保有自由，鬥爭策略中的依靠力量實際上會變為上面分析的，與中央政府利益迥異的利益集團。大家知道，依靠團結孤立打擊的鬥爭策略，核心是確定及扶持依靠的力量。

 

必須指出，上面說的鬥爭模式在中國所以取得成效，關鍵在於中國的社會與政治結構。這一模式依仗的是背後的武力與權力，以及統一的興論。在這種情況下，依靠的力量可以隨着需要而改變，甚至可以與打擊對象朝夕易位。文革中不就反復出現這樣的例子嗎。比如文革初的清華大學，賀鵬飛一類紅二代被選定為依靠力量，蒯大富是孤立打擊對象，不旋踵兩者易位。這樣依靠對象根本不可靠恃寵而驕進而發展成利益集團，尋租謀利。在香港根本極難想像，中央政府會有這樣的迴旋餘地。而內地沒有定期選舉的壓力，遊行示威受嚴格控制，鬥爭自然永無失敗的可能。因此鬥爭模式用之于香港自然難有內地般的成效。

 

 

過去10年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由時代背景與中央政治格局諸因素所促成。這裏說的時代背景是全球化的高歌猛進，使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管道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今天這些因素與過去10年又發生了變化。第5代領導人已被正式確立為核心，成為極強勢的領導人，與論甚至認為強勢近于毛主席，第四代固不恃言，第三代核心也大有不及了。這樣香港政策將決定於新核心賦予香港的戰略定位，而無須如第四代那些小媳婦般謹小慎微，時時唯恐燒着自己手指而制出雙保險機制的過度反應。

 

作為時代背景，特朗普的入主白宮標誌着全球化進程的逆轉。當然，逆轉的程度有多大要待特氐上任而後可知。只是中央政府須要早為之謀，作出部署。在這一過程中檢討香港政策肯定會是繞不開的政策研究重點。可以想像，全球化逆轉可能為香港帶來契機：使本來正在弱化的國家對外戰略管道的位置重新受到重視和加強。尤其是中美關系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保留香港這一管道價值極大。因為美國訂有香港法案，把香港與內地區別對待。

 

以上兩大因素有放寬香港政策指向的可能。但是收緊的因素也是存在的：近年內地政治重新意識形態化。共產主義理想重新成為黨媒的宣傳熱點，毛澤東思想重新被崇奉。這對重回鄧小老治港方略有所窒礙。儘管從理論到實踐都證明鄧小老的方略是實現一國兩制構想的最佳保證。

 

 

現任特首放棄角逐連任的機會，徹底改變特首竟選格局。使這場決定未來五年香港走向的選舉活動變得混沌。如果說特首選舉是傳媒形容的核心一人一票決定的話，香港迄今根本沒有人知道誰人雀屏中選。傳媒連篇累牘的相關文字不過或者是造勢；或者是無聊的談興猜度。香港人中唯一知道得更多的是特首本人和他身邊的少數人，明瞭他是被勸退還是真的是自己不幹的。這當然對特首竟選走向，尤其是對香港政策變與不變關系極大。

 

當中央政府新一屆特首人選的意向明朗後，香港政府變化與否，變化程度有多大將有了答案。實際上，從現在浮出水面的特首竟逐者看，中央政府在相當程度上有向鄧小老中間派治港方向回歸的趨勢。這些竟逐者都属中間派譜系，只是在譜系中的位置有所區別而已。如果給港人的印象和政治主張與現屆特首接近的兩位女士中的一位雀屏中選，將意味着香港政策改變的幅度較小；相反由財爺接任新任特首則意味中央政府決心重回鄧小老中間派為主治港的路線與方略，香港政策將有大的調整，甚至改變中央政府直接參加香港政治的做法，香港政策以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以寬容代替鬥爭，爭取港人的支持，使香港實現社會穩定。

 

因為香港社會撕裂嚴重，中央政府或許也不願意給人一個印象認為全面退讓。新特首出現黑馬的機會始終存在。傳媒曾經提到諸如金管局總裁一類中間意味濃厚的人突然從天而降，是完全可能的。畢竟財爺是左派極力抗拒的人選。北京難以完全不加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