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青人所謂的「生逢亂世」

香港應參照歷史上處理地方政府的做法,要求特首參選人要立場鮮明的對付港獨,是從全局出發,再順理成章不過的事情。
封面圖片:2014年雨傘運動(亞新社)
 
立法會選舉期間,有宣揚港獨份子稱他們這一代人生逢亂世,遭到老一輩人的譴責,訕笑他們不懂什麼叫亂世,不少人舉日佔時期的三年零八個月才是亂世,也有人再往前推到晚清,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城才叫亂世。其實,中國歷史上不乏亂世,廣東話俚語中的「七國咁亂」即七國之亂,以及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等,都可以作為分析香港當前問題的參照。
 

以史為鑑 解讀香港情況

 
香港的問題,其中一個維度是中央與地方關係,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權力劃分問題,中國是單一制國家,所有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下放多少權力給香港是由中央決定的,香港很多人接受不了這個現實。回溯兩千多年前的漢代肇始,劉邦稱帝后,漢實施郡縣制,同時也分封諸侯,劉氏子侄九人獲封,異姓獲封七人,朝廷初時只往封地派太傅(掌軍政大權,輔助諸侯王)和丞相(統眾官),但仍有財稅的權力。惠帝將王國所轄諸郡太守的任免權力收歸朝廷。文帝在位期間,諸侯王勢力坐大,並且趁文帝率兵抵禦匈奴入侵時在中原叛變,棄用漢法,雖然後來被平定,但已成尾大不掉。景帝即位,徹底剝奪了諸侯王對封國的行政權力,也因此而出現七國之亂。
 
漢初幾任皇帝對於諸侯的權力,有過削藩與籠絡的反復,文帝聽從賈誼的建議,分封各諸侯王的兒子為列侯,圖以此分薄他們的權勢。此舉不但沒有收到權力集中的效果,吳王劉濞肆無忌憚,文帝對他百般容忍,允許他可以不入朝。景帝為長治久安,採納晁錯的《削藩策》:「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前提是吳王已經顯露了造反的徵兆,景帝下令削去幾個諸侯王的部份封地,引發七國之亂。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香港回歸近20年,猶如漢高祖稱帝到惠帝削諸侯封地52年的縮影。當然只是相似,因為現今已經沒有皇帝,香港特區也不是當年的諸侯,特首更不是藩王,但香港確實出現了不少宣揚獨立意識的人,而且還能當選立法會議員,目前是否已經到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的地步,還可以商榷,但中央政府對此究竟會採取什麼政策呢?不少有識之士都會認為,「不削之,其反遲,禍大」。而且這個削之不削之的考慮,還不是針對香港一地,疆獨、藏獨稍微消停,台獨又再囂張,中央的政策必須有一貫性和一致性的。所謂削之,不會因為出現港獨而削弱特區政府的權力,而是當特區政府沒有足夠能力對付港獨,中央要出手,但又引發漢代派往諸侯國的太傅的權力與功能,而今在特區政府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
 
香港在回歸初期,中央真的奉行了「撒手不管」的政策,到後來出現50萬人上街,卻採取了各種安撫籠絡的政策,但還是沒有做到人心回歸的效果,反而是出現港獨愈演愈烈,此時,中央政府將會採取的是什麼措施呢?是繼續懷柔還是果斷的「削之」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中央對港獨有沒有能力採取反制的措施,是問題的關鍵,重溫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從東漢滅到隋朝重新一統天下,凡360年,也就是亂了幾百年。這段期間是外族強和朝廷弱的特徵,總體來說是秦漢大一統沒落,外族趁機興起,中原窮於應付外族而導致朝廷空虛,而士族豪門則沒有支持朝廷,民變迭起的複雜因素交織所至。
 
東漢末年皇權不振,士族豪門不斷擴張,囤積土地而導致貧富懸殊,民不聊生引發民變,黃巾起義後強化地方勢力,而後的各個朝代就更無法抵禦外敵入侵。這或許是歷史發展不可抗拒的規律,皇朝強盛之後經濟發展,培育了士族興起,在沒有工業的年代資金積累只有依靠土地兼併,從而形成嚴重的貧富懸殊。
 

參選人立場必須鮮明

 
古代歷史如何在香港重演有待學者論證,但香港目前出現的情況是地產商主宰香港經濟命脈,底層市民難覓蝸居而產生對政府的不滿,積累的怨憤使得反對派空喊口號也能獲得選票。這是回歸前中央政府始料不及的情勢,回歸以後董建華開始處理即遇上金融風暴而夭折,曾蔭權在土地與房屋問題上大倒退而使問題積習難返,梁振英政府重建居屋,加建公屋卻遇到覓地困難。
 
目前的中國,是歷史上最強盛的中國,雖然仍然要抵禦外敵,但在可見的將來看不到領土完整受到威脅的可能,唯台灣仍未統一,主權完整仍然有危險。內地實行單一制,是歷史上中央集權最高效率的時期,香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享受高度自治。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香港生產總值佔全國比例已經無足輕重。
 
新中國已經成立68年,權力穩固,經濟實力充盈,本屆政府訂定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中共建黨2021年和建國2049年),是考慮長治久安的時候。香港在這樣的背景進行特首選舉,參照歷史上處理地方政府的做法,要求特首參選人要立場鮮明的對付港獨,是從全局出發,再順理成章不過的事情。
 
原文刊《亞洲週刊》,獲作者授權發表。
 

阮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