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亞新社)
2016年西方政治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極右化。英國舉行脫歐公投,儘管兩大政黨(保守黨和工黨)的精英都希望英國留在歐盟,但老百姓投了反對票。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意大利憲政改革公投失敗,大大鞏固了右派「五星黨」的力量,即使「五星黨」不能贏得全國選舉,也具有了足夠的力量來制約左派勢力。
極右化的趨勢在2017年會變得更加明顯。首先是法國的選舉。無論是內部因素諸如經濟不振、恐怖主義、社會分化,還是外部因素,法國極右派國民陣線力量繼續壯大。政治左派已經出局,即使中間派也不得不向右派靠攏。德國今天被視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堅強堡壘了,但總理默克爾也在積極調整其政治路線,為了保持政治優勢不得不向右派妥協,例如大幅度調整早先堅持的難民政策。
如果法國國民陣線贏得勝利,就很可能步英國後塵,舉行脫歐公投。歐盟承受得了英國的離去,但絕對承受不了法國或者意大利的離去。一旦法國離去,歐盟便會解體。歐盟是二戰以後歐洲進步左派的最大的政治項目;歐盟一旦解體,必將造成歐洲和世界的大變局。
極右化意味着什麽?今天西方政治向右轉有其歷史和現實的根源。西方左派一直代表進步力量和變革力量,而右派則被視為是保守力量的主體。一戰、二戰可以說是進步力量打敗了右派力量。二戰以來,左右派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左派的變化非常顯著,其立場幾乎和右派沒有什麽大的區別了。例如英國的工黨,在很長時間裏走「第三條道路」。
同時,很多右派政黨也往中間靠,能夠容納勞工階層的利益。左右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實際政策上的趨同現象,主要是因為二戰之後西方中產階層的龐大。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要照顧其利益。在中產階層龐大的情況下,左右政黨不至於走向極端。
但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狀態下,無論是左右派政黨,都成為了「資本黨」,都屈從資本的利益,結果經濟發展了,但政黨嚴重脫離了社會現實。全球化帶來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但也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差異和社會的高度分化。左右派政黨也都變成了既得利益,忙於分享全球化所帶來的財富,而遺忘了社會底層、小城鎮和農村。不僅社會底層尤其是少數族群的利益被忽視,西方社會主體的白人的利益也被忽視。這便是今天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社會根源。
極右派政治在歐洲歷史上多次出現過,最典型的便是德國納粹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美國在冷戰期間也有麥卡錫主義。所有極右政治有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對內控制反對力量和批評者,對外侵略、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帝國主義。二戰期間亞洲的日本也有同樣的歷史。
儘管時代變化了,但人們沒有任何理由忽視今天的極右政治所能帶來的衝擊。從特朗普開始競選美國總統,到現在所釋放出來的信息看,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確定性。美國人指責中國等國家的政治缺少確定性,而把美國政治視為是確定性和穩定的典範。今天的美國人對特朗普感到恐懼,一種從來沒有過的不確定感。
對美國和世界的災難
就內部來說,或許人們並不否認特朗普要復興美國的良好願望,但沒有多少人相信他能夠做得到。西方和美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技術結構變化和全球化結合的產物。技術進步所產生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減少着就業;全球化又促動着資本和技術超越主權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特朗普的右派政治如何改變這種技術結構呢?又如何控制資本而逆轉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呢?更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所「說」的則是違背美國人一直所持有的價值觀,例如保護少數族群、社會底層的權利,自由貿易等等。
特朗普的內閣是由億萬富翁、將軍和激進政客所組成。如果特朗普所言都是兒戲,不會成為現實,情況還不至於那麽糟糕;但如果不是,並且其有能力把其所言轉變成為現實,那不僅對美國來說是災難,因為它會破壞甚至摧毀美國的諸多核心利益,對世界來說也會是災難,因為它會導致地緣政治秩序的大變動。
特朗普的做法,無論是內部發展還是外交,都會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說,如果特朗普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關稅,或者通過稅收或貨幣政策的調整來吸引資本回流美國,必將對中國經濟產生前所未有的衝擊。又比如說,如果特朗普要改變美國政府已經恪守了數十年的「一個中國」政策,或者在南中國海方面再製造新的事端,中國的國際環境就會變得更加嚴峻。
中國會如何應對呢?鄧小平生前應對國際風雲變化的話在今天仍然適用,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着應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在內部,理想地說,中國要既不能左、也不能右,繼續沿着中共十八大以來所確定的改革路線往前走;在外部,中國既不要恐懼於特朗普的各種「勒索」或者「恐嚇」,更不要錯失因為特朗普犯「顛覆性錯誤」而為中國所提供的機會。
對中國領導層來說,內部建設仍然是重中之重。美國和西方出現了極右政治,是因為社會出現了嚴重問題和危機。德國的希特拉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通過民主方法產生的,因為社會面臨巨大的危機,人民感到無望了,希望出現一位「救星」。現在西方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
中國的民粹主義力量實際上也不小,它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斷表達出來,例如「仇官仇富」的心態、對外的極端民族主義、各種極端思潮的湧現、網絡事件頻發等等。一些地方的黨政官員也開始樂意訴諸於民粹主義,用意識形態治國和管理社會。不過,中國的領導層也意識到,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的實際效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國的問題仍然必須通過發展得到解決。只要在發展,所有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發展一停頓,問題便會永恆化。今天中國的經濟仍在下行,一旦爆發經濟危機,其他方面的危機也會爆發出來,或者經濟危機會演變成其他方面的危機。
因此,今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可能是一個契機,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救黨」轉向「救經濟」。反腐敗仍然會推進下去,但需要從運動式轉向法制和法治式,並且更需要糾正一些地方在反腐敗過程中的不當擴大化現象。一些地方,幹部之間發生文革式的互相揭發。一些地方幹部在反腐敗過程中,公報私仇,牽連一批企業家,並以超越法律的方式對待企業家。這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
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已經往制度化反腐和治黨這個方向走了實質性的一步。監察委員會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過於分散的反腐敗機構而發揮更有效的作用。
發展需要適當分權
發展需要適當的分權。十八大之後的集權非常必要,因為頂層設計、反腐敗、克服既得利益等都需要權力。鑒於今天世界範圍內所出現的領袖危機,中國再次確立了「核心」概念,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集體所需,是體制有效運作所需,也是政治責任制所需。沒有政治責任制,任何體制的運作都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核心已經確立,就可以理性地去處理核心和黨內民主、核心和黨內集體領導之間的關係。沒有人會否認,從毛澤東到今天,執政黨的事業是一代代領導層集體努力的結果。
政策落實需要動員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這四種主要經濟力量,它們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今天仍然如此。沒有它們的積極性,經濟很難得以好轉。盡管一些幹部、企業家也犯過錯誤,但應當創造制度和法律條件容許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再為國家的進步做出貢獻。
在這方面,各級領導尤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現在,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泛濫,無論媒體或各社會群體都有強烈的印象,即黨政官員沒有一個是清廉的,企業家沒有一個是不腐敗的。政府的政策也往往被民粹主義所綁架、所引導。一些人的確很腐敗,但很多腐敗現象都是歷史過程中制度不健全的產物。所需要建設的是制度,而非簡單地懲罰腐敗者。如果制度繼續不健全,腐敗仍然會前赴後繼。數千年的歷史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在外交政策上,中國會不惜一切維護核心利益,尤其是主權利益,包括台灣、南中國海、東海等。台灣尤其重要,因為這表明中國仍然處於分裂狀態。因此,一旦台灣當局誤判形勢,犯「顛覆性錯誤」,例如搞「台獨」,中國也不會放棄追求國家統一的機會。很多年裏,「一個中國」是最低限度的共識,一旦台灣當局放棄了這個「共識」,兩岸現狀就很難維持。
不管是台灣當局還是美國,一旦打破兩岸現狀,中國就有可能出台新的台灣政策,加大「胡蘿蔔」和「大棒」兩個方面的力度。對國家的統一,人們愈來愈不抱幻想了。在南中國海方面,中國已經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可以牽制美國,消耗美國力量。中國沒有任何計劃把美國驅離亞洲,而只是要求美國在亞洲扮演積極角色,而非麻煩製造者。
在國際舞台上,中國會繼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積極推進新一波全球化。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中國不會低估自身市場的力量,因為話語權往往來自市場實力。西方話語佔據主導地位,是因為西方市場的力量。中國本身會繼續通過有效使用市場的力量來塑造話語權。而且,西方的保護主義壓力也並非全是負面的。
2008年以來,中國努力拓展內需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市場,這兩方面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面臨西方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有能力推動新一波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這符合中國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經濟的利益。
因此,換一個角度來看,西方政治極右化對中國來說是否是新的機遇期呢?如果理性克服和取代了恐懼、焦慮和自大等情緒,便是機會;但如果是後者克服和取代了前者,便是危機。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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