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7年3月26日，曾俊華以高民望落選，在敗選感言中說坦然接受選舉結果，他提到三個月前辭職的時候，來不及好好告別的公務員團隊説幾句說話。曾俊華三十多年前回到香港加入政府，他形容為一生人最值得驕傲的決定之一。本文為曾俊華2016年10月28日出席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60周年院慶講座演辭摘錄，經編輯後刊登於11月28日舉行的灼見名家周年論壇場刊，讓我們來重溫他的成長歲月以及公務生涯。
中大校園我一直覺得非常優美，我相信在這麼好的環境讀書，尤其是對宿生來說，一定是非常開心的。對我來說，讀書的歲月都是最快樂的時光，尤其是離家的那段日子。轉眼間差不多半個世紀，是相當長的時間。
首先很多謝聯合書院的邀請，給這個機會讓我可以分享一下個人成長故事，加入政府30年來的一些得着。希望這個故事不會太沉悶。
少年移居美國 體會文化互融
我小時候就讀喇沙小學，然後在喇沙書院。在初中時13歲與家人一起移民美國，當時一家六口住在 Manhattan （曼克頓）八街，在 Second Avenue 和 Third Avenue 中間有一個名 St. Mark’s Place 的地方居住。
我覺得那個是當時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因為在家對面有一個 Discotheque（的士高）叫做 Electric Circus。那時是很「型」的地方，全紐約最有「型」的人士每晚都在那裏出現，以及那裏有很多樂隊整晚駐場（表演），如 Deep Purple、Jefferson Airplane 等等，每晚在該處玩是很「型」的。一、兩個街口之外就是 Fillmore East，差不多是全紐約最多音樂會的地方。然後，另一條街就有一個名為 St. Mark’s Theatre。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四毛錢可以看一天電影，電影是不停地放映的，你進去坐下就可以看一天，當時是不算便宜的，但四毛錢可以看一天電影是非常開心的。
我有三個弟妹，一家六口就在該處住了一段時間。我們家境不算富裕，父母都是早出晚歸，忙於生計。爸爸算是很幸運，加入了當時在紐約一個鋼鐵工人的工會。因為在紐約，如果不加入工會，很多工作都不能做。父親加入了這個工會之後，在一間罐頭公司做工；母親做車衣，其實他們的轉變也不小，因為之前都是教師。到了紐約，很多方面跟香港不同，所以都要轉變一下。我和弟妹那幾年非常自由，因為父母工作很忙碌。雖然我們的物質稍為欠奉，但是過得非常開心，因為那段時間有絕對自由。
我升高中須經過一個考試的取錄過程，入讀 Stuyvesant High School。它在紐約是一間要考試才可入讀的學校，但考試的過程是非常公道的，每一年收錄720名學生，視乎你的成績，考一個聯合考試，成績以720為界，學校收錄這個分數以上的學生。當時在紐約來說，我那班同學差不多八成多是猶太人，有一成多是亞洲人，主要都是中國人；黑人、西班牙裔只有幾位。但那段時間有一個很好的機會結交很多朋友，認識了很多不相同的文化，亦可以了解多元的重要性和怎樣尊重其他人的價值，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學習到怎樣可以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文化。
讀了幾年後很幸運考上 MIT（麻省理工學院），我當時很喜歡美術及工程，所以我選擇讀建築。這段時間最深的印象，除了當時有很多示威活動外，就是每日都練習數小時劍擊，在劍擊室內花很多時間，其他時間整晚回到自己的工作室，那段日子真的不需要睡覺。在工作室創作，當時亦有很多外面的活動要求幫忙製作不同的海報，我也幫別人製作很多海報。我做絲印也頗到家，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儀器可以拍照，都做得不錯。整天晚上可以和朋友一起討論、談天和看書。我相信跟大學生現在一樣，晚上不用睡覺，可以多些時間，好像現在這樣的聚會，就可以稍為休息一下。
畢業之後，我在一間建築公司工作，專門設計洗手間的細節，我做了數個月後，感到頗不開心，就離開和另一些朋友合資開辦了一間公司，從事裝修。但發覺找我們裝修的人，都是按雜誌上看到的，例如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等雜誌，要求你按着那樣做，我也覺得不是太適合自己。
美國少數族裔受盡歧視
後來我亦有一段時間在唐人街一個名叫耆英會的組織，幫忙洗地、掃地以及煮頓午飯，然後送飯之類的工作。我亦在那段時間用上自己少許建築的知識，在地庫建了一間小診所。在診所找一些醫生及護士朋友，亦邀請當時的女朋友，即是現在的太太幫忙營運，免費服務老人家。因為這個小診所的存在，也推動了整個社區建設第一個華人診所。這個診所至今仍在運作，我的太太亦在診所工作過。
一段時期後，我看到當時很多從香港移民到波士頓的學生，在讀書上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我覺得或者可以嘗試教書，便去念了一個雙語教育碩士學位夜校課程，然後在 Boston Public Schools，一所公立學校內從事教書及行政工作，亦有機會參與課程規劃上的工作。當時的工作相當具挑戰性，薪酬亦不錯。我和太太及兩名子女過着相當中產的生活。很多人問我，當時過着這麼中產的生活，為何要回來香港呢？其實回來香港前，在美國居住了差不多20年，這當然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要全家人到一個新環境重新開始適應是不容易的。子女才只得兩歲和六歲，當時外母亦責罵我，問我有這麼一個舒適安定的生活，還要到哪兒呢？
或者令到我感受頗深的，是當時的中產生活確實帶我進入了一個所謂的 comfort zone（舒適區），令整個人的惰性非常大。我看很多朋友像是跌入一個陷阱，突然發覺自己過了數十年同一樣的生活，我對這方面有一點恐懼，擔心自己也會跌入了這樣的陷阱，所以開始想一想有什麼可以改變呢？
在七十年代，其實美國的種族矛盾相當深，少數族裔很多都受到歧視，當然自己也體會過，或者在美國讀過書的朋友也知道，當時跟黑人你不能說「N」字，說「N」字會很大件事。對中國人來說，我們也很抗拒「C」字，說了「C」字便會打架，那些架我也打過不少。其實，尤其是和我同一輩的移民朋友，很多華僑對自己國家的感情是相當強烈的，都非常愛國。當時美國社會經常有學生示威、遊行、集會如反對越戰、爭取平等、種族上的平等、公民權益，當時亦有保衛釣魚台的運動，帶起了大家對國家的情懷，我也有參加不少這些活動。這些活動對個人的成長，對整個學習過程來說都非常好，給我機會作出思考，對社會發展方面也可以了解多些。
回流香港 開展30年公務生涯
在八十年代的初期，內地開始改革開放，香港亦面對前途問題，雖然當時有不少香港人開始移民到外國，但我和太太很詳細談過，覺得這是重要時刻，香港會有很多發展機會，便決定帶兩個子女回香港工作，為香港做些事。我們在籌備時，太太到了研究院讀了一個護理學的課程，有關老人科的工作。我也考入了哈佛大學修讀公共行政碩士，因緣際會認識了香港派來讀書的曾蔭權，他亦為我介紹了政務主任（AO）的工作。其實當時我也有個 offer，一間國際學校剛成立，希望請我去當校長。我衡量究竟當一輩子校長好，還是回港做 AO 呢？我最後決定回來做 AO。AO 的好處就是經常兩、三年就可以轉第二個崗位，一方面沒有那麼悶，另一方面亦可以學到多些東西，可以見識多些不同的事情，這方面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選擇了，我亦覺這個是一個十分好的決定。這30年來，對我來說都是在歡樂中度過。我回來香港第一個崗位就是沙田。我相信黃宏發也記得，我認識他時他在區議會服務，我當時是助理專員。大家都很熟悉的新城市廣場當時剛剛開幕，也許大家都不知道，當年曾經破天荒在城門河放過煙花，街坊很開心，大家未必可以想像得到。
不知道大家有否看過《點五步》這齣戲？這是「沙燕隊」的故事，亦是當時我們部門透過棒球來凝聚社區的一個措施。這齣戲其實不錯，不過我覺得最大的缺點，是沒有一個英俊的男演員來飾演當時的 ADO（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之後我有不少工作是跟財金、經貿有關，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也不知道我有一段時間在 Securities Commission 工作過，即證監會的前身，我在那裏擔任過 Securities Officer，負責加強對小投資者的保障。我也擔任過當時的財政司翟克誠的政務助理，亦被委派擔任港督彭定康的秘書，很近距離見證香港回歸那一段的歷史。接着我獲派去倫敦經貿辦事處，作為在倫敦的代表。一、兩年後董建華先生安排我回來當海關關長。我組織一些專責的隊伍打擊翻版光碟。在座有很多同學可能連翻版光碟也沒有見過，代表我們有多成功。海關關長是我當主要官員的第一份工作。我也當過規劃地政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也當過 WTO（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舉行的部長級會議的主席。然後擔任特首辦主任一段短的時間，2007年開始做財政司司長，今年是第十年。
見證香港大時代 盼能回饋社會
從八十年代到今天，的確是香港的大時代，我真的很有幸可以在這個大時代中看到香港的發展，在政府的工作也有機會見證不少重大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到人，為社會做到一些事情，為我出生的地方作出一些貢獻。30多年的政府工作讓我有五點體會，希望跟大家分享。
第一，溝通的重要性。政府的服務對象是全香港人，要政府的工作做得好、做得到位，我們一定要知道市民的生活、他們的需要，所以溝通是重要的，須要聽他們的意見。如何建立一個對話溝通的機會呢？其實並不容易，但如果做不到，很難將工作做得好。
第二，思考要用不同的角度。做政府的崗位會不停轉換，可以讓我們有機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思考問題。例如負責管錢的同事與負責「使錢」的部門的立場一定是不同的，大家都會盡力去爭取達到自己的工作目標，理解問題的角度大家應該會不同。有了不同崗位的經驗，當我們去到一個比較高級的位置時，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做一些判斷。即是說，如像我們行上山時，可能因為太斜不可以直接上去，那我們要圍繞着山走上去。你便可以360度的不同角度看了後，上到山頂當然會有較好的判斷，你會知道自己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第三，我認為是重要的，是團隊。我一直相信，一個人不可能懂得做所有的工作。政府的工作涉及全香港所有範疇，一個人無可能完成所有的工作。我不時會對同事說（其實我的同事不多，主要只有三個人）：即使我比一個同事優勝，我也不可能比他們三個人的總和優勝。所以，我很多時要問他們的意見，要聽取他們的意見，因為我認為幾個人一定會比我一個人「叻」、他們懂得的事也比我多。整個政府我認為都是一樣，如何令同事能發揮才能、讓制度有效運作，這亦是我很關心的題目。
第四，是取捨。在政府工作，每日都在處理不同的政治問題。我一直相信這一句話「政治是妥協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compromise），什麼時候堅持，什麼時候協商，沒有一個標準，我們需要具體事情要具體討論。政府的政策是要得到社會主流的支持，我們的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大家讀書也有可能讀過統計學，都知道 normal curve 是什麼，社會就如這個曲線，像是一位肥胖的男士躺在地上，中間肚子位置是最大的，這代表是最多人的一群。政府是要得到主流的支持，就要爭取「肚子位置」這群人的支持，而不是其餘的兩極，所以當社會不團結，大家各走極端的時候，無論是經濟民生都很難發展，很難改善。
最後一點，第五點，是原則。要得到最多人的支持，民粹當然是一個方法，但政府靠民粹其實是非常不負責任的選擇，長遠來說一定是弊多於利。現在大家都能看到，例如希臘，因為多年前她也有民粹的政策，多年後問題就出現了。為了社會整體及長遠的利益着想，一些重要的原則問題政府一定要堅持，我們要擇善固執，所以在尋求妥協的政治過程，當然要做一些 hard choices，或為一些 hard choices 來做準備。但如果政府得到主流的支持，要做這些 hard choices 的時候，我相信過程會較為容易。上述這五點，純粹是拋磚引玉，其實不只做官員，對自己做人，或者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有價值的。
在大學讀書我相信是開心的，希望各位同學都會珍惜這個機會，好好享受大學的生活，做多些對自己有益的事情，特別是一些進入社會後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去外地生活、交流一下，這些是很難得的機會，接觸多一些不同的事物和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多一些交流，了解多一些不同人的看法，擴闊自己的視野，相信這些對大家日後的發展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