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江迅 （《亞洲週刊》副總編輯》
12月6日，文化人龍應台接受記者獨家訪談。用她的話說，這是「你是第一個，這是我的自由日的第一個談話」。
以下是訪談的摘要。
問：這一年一再傳出你提出辭呈文化部長，究竟是哪些原因迫使妳要辭職？你說過「我踏進文化部第一天就準備離開了」，為什麼有這想法？
答：我踏進文化部的第一天，比如說秘書處就會給部長手機以及手機號碼，通常的做法是給你一個公務手機，一個公務號碼，走的時候是要換號碼，要交接的。
我去的第一天就說不要給我公務號碼，現在就給我一個我隨時可以帶走離開的號碼，以便於我走的時候不需要轉號碼。這只是一個小舉動，以這種態度來說，進去的第一天就是準備要走的。第一天工作就設定一個目標日，開始倒推工作節奏。
問：你下屬有的有30年公務生涯，見過超過10個首長更替，多次聽他們說，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部長，像你那樣對於法案本身，會如此逐條逐句和他們討論，你為什麼特別看重這一點？
答：在這三年時間裏，我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在培養部裏的主管們，每次做決策，我會和我的團隊解釋背後的思維、方法和邏輯以及目標。有一點像作戰的時候我和我的將軍們做共同的沙盤的推演，為何設這樣的目標，取得共識，然後討論路徑圖怎麼走，這就是決策過程。
有時候他們會挑戰我。至於為什麼這樣做，是因為我知道我要把我的打仗的部隊全部都教會了獨立思考，獨立部署戰略，獨立做落實方案。有思想有謀略的文官部隊培養好了，我就開心地離開。
問：你前兩天說，你這次和行政院院長江宜樺一起離開，感到很光榮，為什麼？
答：三年相處的過程中，我對他有些觀察。第一，他做決策很明快；第二，他傾聽的能力很強。這個能力聽着容易，做起來很難。第三，他有極強的協調耐心和協調能力。第四，他有非常堅定的信念。
他是政治學博士，所以對於自己所相信的政治學理想，有堅定的實踐決心。從四個方面加起來，我始終認為，他是台灣非常難得的政治人才。我向來不輕易誇獎，但我高度讚賞江宜樺。客觀環境對他的評價，險峻的政治形勢的突變，他的離開其實是台灣的損失。台灣當下的政治環境已經惡劣到很難留住一流人才為政府做事，這是我真心為國家憂慮的。
問：記得你說過，在台灣，正常人都不太想進入政壇，為什麼你做了三年文化部長會有這般感慨？
答：你看看新任行政院院長毛治國，才剛剛宣布他要接內閣的時候，網絡上媒體上一片罵聲。他還沒有開始，你連他要怎麼做都不知道就開罵。我們這個社會從幼稚園就開始教育說待人接物，以禮相待，為什麼我們面對政治這樣的國家大事，卻用相反標準？很多人才，都有報效社會之心，但是只要想到必須進立法院，就心涼了。
其實在立法院有很多可愛的政治人物，很多很認真的人，但是把這些可愛認真的人放到那個結構裏頭去的時候，我們面對的就是蠻橫、無理、侮辱、粗暴，在這樣以「傷害」為首要目標的環境裏，一流人才，還願意獻身台灣嗎？
問：你做了1000天的文化部長，你覺得沒有一件事你敢說是完全做完了的。有一種輿論，你做了三年文化部長不如當年文化局長有那麼多看得到的政績，你自己如何反思？
答：我在地方和中央政府都工作過了，所以大概有點資格比較。地方政府的特質是做地面上看得見的建設，譬如在台北市，我可以在1000天裏把20多個廢棄老屋轉化為文化的珍珠亮點。可是中央政府的本位是做地面下的工程，專門整地，打地基的。
你有眼光要建那100層的高樓，可先要把那個凹凸不平的雜草叢生的地填平了，然後往下挖深做地基。這三年我就是那個做地基的人。
不了解的人會問，怎麼還沒看到花園啊。要花園，先要有地基，然後有土，然後播種，然後陽光、水、空氣。那是第二里路、第三里路，第一百里路。我是做第一里路的人。那些一般人看不懂也不在乎的法案，那些機構的建置——比如攝影中心、表演藝術中心、國家電影中心等等，也都有了，海外文化布局的策略也都擬定好了。中央政府絕不能急躁，我們需要的是安靜的力量。現在政府缺的，不是現買現賣短線操作，是長遠的眼光，是把幾十年不做的基礎工程補做。
問：那麼你會不會擔心你的接任人對你的布局不以為然，他會更改或者把你的地基邊緣化？
答：就民主政治而言，這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我要在這三年花那麼多時間培養事務官，因為他們就是未來的中流砥柱，他們知道什麼是該做的，他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就是希望他們在已經打好的地基上做得更好。
新部長上任，特別是一旦政黨輪換後，或許都會有調整，但成熟的政治社會裏，一個好的東西，就會繼承。不要說換了部長，如果說我打得那個基礎沒有我那個團隊的認同，即沒有司長們、處長們、局長們的認同，這基礎是打不好的，正是他們支持這個理念，才會形成一個作戰團隊，這三年打好了基礎，表示那是整個團隊的共同信念，而不是我龍應台部長個人的東西，下一任部長還得跟這些文官團隊溝通，因此，如此下去是持續穩健的。
問：香港、內地、澳門的文化主管機構都有一個通病，就是你說的文化部內部的地下管線太複雜，連接起來很不容易，你做了三年，力圖把文化部複雜的地下管線連接起來，你有什麼感慨？
答：我說的地下管線，是看不見的工程。我們台灣文化部，是把以前分屬的四個部合起來。這樣，我第一個就是全盤檢視你的法令法規到底還趕不趕得上現在的變化的時代。
我們的業務有來自新聞局的電影電視領域的，有流行音樂產業的，所以我們不能不把文化方面的各種法規，拿出來全盤檢討，是否合乎現況，這是個非常龐大的工程。出版以前歸屬新聞局主管，可當時新聞局的切入角度主要是管制，現在文化部卻是開放、扶植。這就是我說的地下管道，有的是要徹底地清洗，有的是根本要撤除，譬如說《電影法》已是一個幾十年的法，我們從58條變成24條，把其中思想管制的都撤掉了，這些都是大工程。
問：最初是誰以「太后虎姑婆」稱呼你的？
答：是我嘲笑自己的啦。太后這個詞本來是台灣反對黨某些立委故意散播的惡意稱呼，因為也知道我對下屬工作要求特別高。在文化部內部，我們就把它給顛覆了，拿來玩。至於「虎姑婆」，是每次我看到同仁特別辛苦、特別受我責難的時候，我就會說，「對不起，虎姑婆為難你了。」
建立一個新的部門，我對主管的要求確實是高的，比如說草擬《博物館法》，初稿上呈時我會問，你有沒有看英國對於博物館的規範是什麼？德國的、日本的規範有沒有做過比較？請針對每一個版本的每一條做出對照表，交叉分析後，再呈，我們再來討論。這種要求以前他們是沒有的。我這樣要求，他們非常辛苦，我也非常心疼，但沒辦法，就要這麼做，所以我就會常說，「對不起啊，虎姑婆嘛。」
問：你重返自由身，短期內會做什麼？
答：我要盡快把陽明山的家全盤作整理，趕快空出一張窗明几淨的大書桌。要落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英文版，紐約經紀人已經等了我三年。
問：我代表香港書展邀請你明年7月來香港參與名作家講座嘉賓。
答：那還用說，別忘了我是半個香港人。如果可以，一定來。
問：那天聽你說，會抓緊在三個月內寫一本書，是關於文化政策的？
答：我還真不敢說。但我真是想寫，反思台灣的、華文世界的文化政策，對華人社會應該是一個貢獻。我希望有人能把我關進一個舒服的房間裏，只開一個小洞送吃的，三個月就可以寫出來，寫完了才放我出關。你知道我這人太過好奇，這三個月一過，我一定被其他事情給吸過去了，這本書就沒了。
問：馬來西亞蘋果旅遊集團的老闆李桑，半年前就邀請你參加西伯利亞鐵路之旅，行程10多天，當時你說很想去，等你不當官了就去。李總從媒體上看到你卸職文化部，就給我電話，說要實踐自己諾言，邀請你坐西伯利亞的火車，寫自己的書。
答：他還記得？請把我的電郵給他，我們馬上策劃西伯利亞之旅吧。
問：讀你的《第一里路》，知道你下決心離去的，是不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為了在你作品中多次出現的媽媽？
答：我每半個月都會南下屏東潮州探望媽媽，為了不抱憾，希望能多留一些時間給媽媽，陪媽媽走完「最後一里路」。這是私人理由，所以我選擇這個時候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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