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中國享有特殊的人力資源，政府在經濟發展演辦的角色和中國市場經濟的特色。（亞新社）
這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邀我在今年11月2日演講的題目。演講的地點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謝希德報告廳。命名為紀念復旦大學前校長謝希德博士。聽眾有500多位。
我先向謝希德校長致敬。1984年，我和國務院教育委員會合作，在北京大學舉辦一個微觀經濟學的講學班。在與經濟學教師們座談討論經濟學時只有年長的教師說話。兩周後到上海。第一次訪問復旦大學。謝校長舉辦了一個類似的經濟學座談會。會風令我十分佩服。年輕的教師們都很自然的參加討論。復旦大學當時的學術風氣是在謝校長領導下建立的。
中國的 GDP 與通貨膨脹
用經濟學來研究中國經濟，我指出經濟學的理論在中國，包括在實行計劃經濟的時期，可以應用。我舉了兩個例子。第一是中國 GDP 的決定。第二是解釋中國的通貨膨脹。
GDP 大致分兩部分，總消費與總投資。消費函數與投資函數是決定 GDP 的兩個函數。根據凱因斯的理論決定消費最重要的變數是總收入 GDP。GDP 愈大，消費量愈大。但是消費與 GDP 的百分比會降低。這理論可以解釋1930年代美國的經濟大不景氣的發生。如果這理論永遠是對的話，當 GDP 繼續增加而總消費不能趕上時，市場經濟不可能繼續發展。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時美國人認為軍事費用減少以後，經濟的不景氣即再會發生。但是美國經濟繼續旺盛。引起了弗里德曼的消費理論，即消費量與「正常收入」的比例是固定的。
要決定投資的函數，先得假定資本的數量是由 GDP 決定。因為投資是資本的增加，投資是由 GDP 的增加決定。我過去曾用了不少美國和中國的數據多次證明這投資的函數是對的。
我利用中國從1952年到1983年的數據，估算了這個簡單的經濟模型。結果發現上面說的消費函數和投資函數是對的。這便證明了這兩個函數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期是適用的。上面的研究在1985年的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發表。2011年我用1952年到2010年的數據把上述的模型再估算一次。上面說的消費函數和投資函數還是對的。
關於通貨膨脹的研究，1985年7月我與中國教委合作在人民大學舉辦經濟學培訓班。剛到北京後趙紫陽總理派了兩位幹部來找我，說總理非常關心1985年通貨膨脹會發生。因為在1984年的一年內，中國的流通中貨幣增加了50%。邀我研究通貨膨脹在1985年發生的可能性。
我便建立了一個經濟模型來解釋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物價指數 P 的增加。P 是由貨幣數量 M 與 GDP 的比例，或 M/GDP 決定的。這個定律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時期也可以應用。在1961年中國的物價指數增加了16.2%。原因是 GDP 下降了30%左右。因為通貨膨脹是物價指數 P 的增加，通貨膨脹是由 M/GDP 的增加決定。另一因素是去年的通貨膨脹，因為物價的變動是有連續性的。總的來說，決定通貨膨脹的兩個主要因素是（M/Y）的增加和去年的通脹。根據上面的方程，1985年中國的通貨膨脹不會太厲害，因為去年1984年的通脹很低。我把用上面估算通脹的結果報告總理。
從1986年到1988年中國的貨幣供應量每年的增加大約30%。到了1988年8月，中國的通脹十分嚴重。這是我建立的方程可以推算出來的。在這幾年，我當中國體改委的顧問，和安志文副主任和劉鴻儒副行長兩位體改委的領導常討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但是我們沒有注意通脹問題。如果我們注意了貨幣數量的增加，到了1988年中國不會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可能6/4的事件也不會發生。
研究中國經濟的其它題目，請參見我在2015年出版的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在中國研究經濟經濟問題與中國的經濟環境有關。好像1930年代美國經濟不景氣引起凱因斯的消費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經濟發展快速引起弗里德曼的消費理論。在中國研究經濟也會受到中國環境的影響。中國的環境包括30多年來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快速發展的因素包括：中國享有特殊的人力資源，政府在經濟發展演辦的角色和中國市場經濟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