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邏輯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主辦的第三次中國共產黨與世界的對話在重慶召開。15日，主辦者組織了「走進重慶市委」的活動。前兩次都在北京舉行，主辦者組織「走進中紀委」等活動，並且和中共高層進行了相當開放的對話。

 

對主辦者來說，組織這個對話活動一方面是為了讓世界了解一向被視為「神秘」的中國共產黨，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了解世界各國政黨和學界，對中國共產黨現狀和未來的看法。

 

現在的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地，是1945年國共兩黨談判的地方，也是上世紀50年代鄧小平主政西南局工作時的居住地。作為對話參與者，筆者感興趣的是中國共產黨和當代中國歷史發展之間的內在邏輯。1945年，國共兩黨曾經在這裏商談43天，最終達成《雙十協議》，毛澤東和蔣介石為此合影。不過，沒有過多久，國共兩黨分道揚鑣，演化出當代中國歷史。

 

為什麼國共兩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為什麼共產黨成為勝利者，而國民黨則是失敗者？在參觀鄧小平的居所時，講解員所引述的鄧小平的一段話，可以說給出了有效的答案。鄧小平當時在解釋什麼是共產黨的政治時說：政治是人民的，也是為人民的，共產黨就是為發展生產力的。

 

這裏的幾個關鍵詞就是：共產黨、人民和生產力。理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便是共產黨的執政邏輯，或者說是共產黨的治國理政的方法論。簡單地說，就是要在政治、經濟和人民三者之間實現均衡，而這個均衡的支點便是人民。

 

儘管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表現得相當複雜，但實際上就其內核來說，便是「人民」兩字。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中國共產黨中的「政黨」概念是從西方「進口」而來，尤其是列寧主義政黨，但其內核仍然是中國的儒家文化。毫無疑問，作為治國理政的哲學，儒家哲學的核心就是「人民」。

 

從三者之間的平衡來說，也很容易理解中國政治話語中的「極左」和「極右」的概念。所謂的「極左」就是只講政治，不講經濟，所謂的「極右」則是只講經濟而不講政治，而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都會導致治國理政的失效，甚至失敗。傳統意義上的「中庸」或者現代意義上的「既要防止極右、也要防止極左」，就是為了達成這個平衡。這個邏輯既能解釋國共兩黨的成敗歷史，也能解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出現的社會經濟問題，以及執政黨的執政能力興衰問題。

 

就國共兩黨的成敗根源，中外學者已經沿著這個主題做了很多研究。這裏面因素儘管很復雜，但核心是國民黨政權的起點不是「人民」，更不能為「人民」謀取利益。毛澤東一代的共產黨人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既然國民黨政權不能為人民服務，就應當把它推翻和打倒。

 

 

的確，受時代的限制，蔣介石依靠的是軍閥和少數地方精英。在地方層次，地方民眾被國民黨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由於地方精英沒有能力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員腐敗，蔣介石的政權儘管高度集權，但實為極其脆弱。相反，共產黨是在中國的農村邊緣地帶成長起來的，當多數地方精英已經為國民黨所吸引，共產黨所能利用的資源主要是民眾，這使得共產黨走上了一條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

 

更重要的是，國民黨政府沒有能夠發展出為普通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就是說，國民黨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是針對各精英階層的，而非普通中國人民的。作為一個統治黨，國民黨只強調權力的集中性，不容許來自下面的政治參與；國民黨忽視了，那個時候人民主權的概念，對很多中國人來說，特別是知識分子來說，已經具有相當大的感染力。而中國共產黨接受並改變了人民主權的概念，使得其能為多數人所接受。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利用民主的思想，動員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最終取得了政權。

 

正因為如此，1949年建國之後，執政黨把重心置於發展社會經濟上。在50年代早期，中國也取得了偉大的經濟建設成就。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國通過國家的力量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在「大躍進」階段，即使是激進的經濟政策，也是為了發展經濟的，只不過是不講客觀經濟規律，搞唯意志論，操之過急，反而對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強調「繼續革命」，最終走上了極左路線，導致了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高度失衡，搞了貧窮社會主義，損害了人民的利益。

 

很自然，等鄧小平復出，改革開放就成為了執政黨的最重要議程。而改革開放就是要解放生產力，通過解放生產力來改變貧窮社會主義的局面，讓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政權能夠給自己帶來的利益。在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在很短時間內解體，鄧小平再一次作了正確判斷，認為蘇東共產黨的解體的根本內在根源，在於那裏的執政黨沒有能力發展社會經濟，為人民提供利益，致使政權失去了合法性。蘇東共產黨政權長期執政，表面上有「高度」的支持率（或者合法性），實際上嚴重脫離社會現實，僅僅依靠強制力來統治國家，政權建立在虛假的高合法性之上，一有風吹草動（無論是高層內部變化還是外在力量），便搖搖欲墜。這種現象蘇東學者實際上早有覺察，只不過是這些學者被視為是持不同政見者而被鎮壓或者處理，導致人們不敢說真話。

 

鄧小平的判斷是正確的。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之後，中國不僅沒有關起門來，反而開始了大規模的改革和開放。在之後的20多年時間裡，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迄今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同時更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即使就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中國也從1980年代早期的人均所得不到300美元，提升到目前的8000美元，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

 

共產黨的革命是要解放生產力，共產黨的執政更是要解放生產力，否則與革命目標背道而馳。更為重要的是，解放生產力的目標就是為了人民的福利。鄧小平的這個思路，從主政西南局到改革開放再到1992年「南巡」，一直沒有變化。實際上，這也已經成為共產黨的執政邏輯。

 

不過，正如毛澤東時代走了很多彎路，解放生產力與人民利益的獲得之間，並不總是能夠實現平衡的。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很多年裏，生產力的確解放了，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但社會目標漸行漸遠，甚至被置於一個很不重要的位置。抓經濟發展走上了極端，演變成單純追求經濟發展的 GDP 主義。

 

 

GDP 主義造成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尤其是社會服務的供應不足，表現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和環保等各個社會領域。再加上全球化的效應，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差異加大，社會越來越分化。經濟發展不僅沒有夯實社會基礎，相反，社會變得愈來愈脆弱。這也就是這些年來，人們愈來愈擔心社會的不穩定，甚至動蕩。儘管執政黨在抓經濟建設方面成績顯著，但忽視甚至忘記了最大的政治，那就是人民的利益。

 

同樣嚴重的是忽視了共產黨本身的政治，即執政黨的自身建設，造成了嚴重的惡果，那就是各種形式的腐敗變得不可收拾。黨內形成「團團伙伙」和政治寡頭，從高層到基層的一些領導只有個人的利益、家庭的利益和小圈子的利益，而沒有社會和國家的利益。儘管執政黨黨員龐大，但凝聚力缺乏，認同感微弱。執政黨內部的這些變化，加上上述社會問題，使得人們對中國社會未來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加。

 

如何改變政治、經濟和人民三者之間高度失衡的局面？這就是中共十八大以來執政黨所需要回答的問題。十八大以來，執政黨高層從經濟轉向政治，首先從黨內入手，進行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這也是符合共產黨的邏輯。共產黨是政治主體，主體本身出現了問題，就要從主體開始糾正。

 

儘管一些人不相信黨內的改革，這種內部「手術」也經常受到人們的質疑，但經驗地看，自我糾正要比外部糾正更有效。例如蘇聯、東歐國家就是外部糾正，即試圖通過激進的民主化來糾正問題，結果不僅導致了執政黨的解體，而且更因為政治主體的解體，沒有政治力量負責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導致了社會經濟的大倒退。

 

治黨只是起點，其最終目標就是為了再次實現政治、經濟和人民三者之間的平衡。治黨並不是說經濟發展不重要了；相反，治黨是為了更有效的經濟發展，這種發展不再是單純的 GDP 主義，而是一種有助於社會公平正義的經濟發展。如果治黨演變成從前那樣的政治主義（類似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繼續革命」），同樣不能通過向人民提供利益，而促成執政黨獲取足夠的社會支持，也同樣會發生執政危機。同時，人民也不是抽象的，在滿足了基本的經濟社會需求之後，還會有政治參與方面的需求。這要求執政黨更加開放，讓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自己所主導的政治過程中來。

 

在任何社會，一旦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和社會三者之間不能達成均衡，就會出現巨大的治理危機。在西方，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中至少包含了兩個要點：第一，「人民」是政權的核心；第二，通過民主的方式來實現人民的核心價值。不過，西方民主走到今天已經出現了重大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民粹主義的再次崛起，這表明僅僅依靠選舉制度，很難達成人民利益的實現。

 

如果把林肯的名言和前面引述的鄧小平對政治的定義做一比較，很容易看出中國共產黨所採用的實現人民利益的方法論的不同，儘管雙方都強調的是「人民」。西方民主制度促成了政治和經濟的分野，促成了市場力量的最大化，但政治很難糾正市場的失敗，最終會導致社會失衡，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與此不同，中國共產黨把自己和生產力（經濟）連接起來，把發展經濟視為是執政黨的內在任務。前者要通過社會危機來糾正問題，而後者則通過執政黨本身的整治來糾正問題，避免重大社會危機的發生。

 

兩個模式，兩種邏輯，各自擁有源於自身的優劣。從長遠看，儘管兩個模式都可以借鑒和學習對方的一些經驗，來改善自己，但不管怎樣的借鑒和學習，都不會改變各自自身的發展邏輯。

 

原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