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喬寶寶（左）憑《香港製造》喜獲2016年度香港金閱獎。他的故事讓作者看見香港社會的一線曙光。（圖中央為「十優港姐」麥明詩母親麥何小娟，右為方健儀，同為得獎者，圖片來自「香港金閱獎」）
9月19日政府公布，申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個案約31800宗，其中獲批的家庭有20633個。根據政府發表的《2014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處於官方貧窮線以下的家庭在扣除現金資助後，約為36萬戶；而扣除現金與非現金福利後，則有約27萬家庭。
政府最初預期有20萬個家庭會受惠，但實際結果只有估計數目的一成，政府表明現時有簡化申請程序或放寬限制的打算。
任何計劃首度推出，往往免不了各種小問題，但無論作出多少修訂，亦沒可能把可領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家庭總數拉近至20萬。樂施會向來大力鼓吹該項計劃，並於2014年自行發表的研究報告，估計約有189500個處於貧窮線以下。
為何兩個估計均與實際數字相去甚遠？
政府的估計基於季度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我翻查過有關數字，發覺有關數字均屬正確估計，如此只有一個解釋，就是說在在調查中少報家庭收入的情況十分嚴重，不少所謂貧窮家庭，其實非如所報那麼貧困。
向收集數據的調查人員提供資料，與須經宣誓而填報有關計劃的資料是兩回事；若申領政府津貼故意少報收入，乃屬刑事罪行。
我和不少其他經濟學者一樣，對於利用貧窮線闡釋貧窮，又或以此作為介定貧窮的工具，向來抱持懷疑態度。
為瞭解香港的貧窮問題，近兩年來，我作出探討，並在本欄發表大量有關香港貧窮問題的文章，不久前結集成《面對不均 再創奇跡》一書，下文將列舉我得到的主要重點。
不均時代背景
首先，在1976至2014年期間，處於收入分布底層50％的男性，個人收入按年實質升幅平均為2.5% ，相比之下，女性則表現較佳，升幅略高於3.5% ；至於處於收入分布頂層10% 的男性，同期每年收入平均升幅稍高於3.5% ，而同組別女性則超過4.2%。個人收入不均現象逐漸加劇，主因在於教育程度愈高，金錢報酬愈豐厚。
受教育機會差距不但影響個人收入，亦導致家庭收入不均現象，從實證數據可見，受教育機會更是近數十年來，家庭收入日漸不均的最關鍵因素。
其次，同期內家庭收入不均的惡化情況比個人收入不均更為嚴重，原因有五方面：人口老化、高學歷者選擇具相當學歷的配偶、非技術新移民不斷大量湧入、家庭破碎，以及出租公屋分配政策。
第三，人口老化一直是家庭收入不均問題的極大因素，皆因在1945至1951年大批移民來港，香港人口由60萬激增至230萬。由於戰後出生率特別高，這一群為數眾多的戰後新生代，至今已屆退休年齡。
退休戶主再無收入的家庭漸多，間接提升零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的數目，結果引致過去10年家庭收入不均現象惡化，預期隨後20年亦將如是。
人口老化在公屋租戶的情況又如何？2011年，在190萬個戶主未滿65歲的家庭中，有27.4% 即52.8萬個家庭租住公屋；在49萬個戶主為65歲或以上的組別中，則有48.3% 即23.7萬個家庭租住公屋。公屋人口老化現象勢將於今後數十年間延續。
值得注意的是，從事經濟活動家庭的貧窮率（在未計算現金和非現金轉移之前）一向極為穩定：1985至1994年平均約為7.8%，隨後10年升至10.5%，2005至2014年則為9.8%，期間不均現象並無恆常趨升之勢，整體家庭貧窮率應該由從事經濟活動家庭所主導。
2013年，美國的官方貧窮率為14.5% ，其中未包括非現金福利及應退還稅收抵免，若計算在內，則應為介乎4.5 至8.5% 之間，視乎有關福利及稅收抵免如何計算。
第四，個人收入不均反映教育與回報成正比，而且數據清楚顯示，學歷高的男性傾向與教育程度相當的女性婚配，後者往往投身職場，此亦促使家庭收入不均情況惡化。
非技術移民湧港
第五，中國對外開放，大批非技術移民湧進香港。1978至1980年間，首批新移民為數達30萬（以男性為主）；自1980年至今，跨境婚姻日益普遍，本地低收入者往往在內地結婚後，把配偶接來香港一家團聚。
由於新移民往往並無工作，未有即時影響個人收入及家庭收入不均現象，但就令非技術勞工在本地人口所佔比例增加；隨着這類新移民逐漸投入職場，較之於技術勞工，非技術勞工的工資自然進一步受壓。
第六，近30年來，家庭破碎現象日趨嚴重。香港目前的離婚率高踞全球首五位之內，人口中每1000人就有3.1人離婚；一如世界各地，香港的離婚現象在低收入家庭中尤為普遍。從經濟學者的觀點解釋，這是由於富裕家庭離婚時需攤分資產，代價太高。
低收入家庭夫妻離異之後，隨即產生兩個更貧窮的家庭，即使個人收入不均未必大受影響，但必會令家庭收入不均情況惡化。本地離婚率近年急速大幅飆升，皆因易於締結跨境婚姻；1986至2014年，跨境婚姻累計達680017宗，佔同期婚姻總數40.3%。
同期離婚個案與跨境再婚數目亦上升。離婚個案累計總數達365229宗；跨境再婚個案累計130040宗，佔再婚總數44.3% 。
與此同時，低收入者結婚個案激增，而單親家庭的數目亦增加，其中以低收入者居多。2015年，子女年齡未滿18歲的單親家庭共89900個，其中有55.8% 即50100個租住公屋。
2011年，在戶主未滿65歲的離婚家庭中，租住公屋者佔43.4% 即98000戶，居於其他類型房屋者則佔56.6% 即128000戶，可見公屋租戶的離婚成數較居於其他類型房屋者高出一倍，皆因離婚家庭中只有27.4% 租住公屋。
赤貧淵藪所在
若聚焦家庭收入分布，則情況更壞，居於公屋的離婚家庭有67.4% 即66000人處於家庭收入最低層四分位數的組別；居於其他類型房屋者，則僅有29.7% 即38000人。
總的而言，縱使赤貧慘況確實存在， 但香港貧窮問題的核心並不在赤貧，而在於經濟鴻溝令家庭收入不均惡化。問題始自家庭層面，教育程度偏低的家庭日增，形成家庭收入分布底層組別的比例持續擴大。
離婚率日高、跨境婚姻日增，產生大量單親及破碎家庭，從而衍生更多低收入且更貧困的家庭；這些家庭亦普遍教育程度偏低，難以脫離低收入層面。反觀家庭收入分布中的頂層，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往往與教育程度相當的男性結婚，婚姻狀況多維持穩定。這對跨代流動性與不均現象實在影響深遠。
事實上，當前的棘手社會問題不在赤貧現象，而是中下收入階層家庭日益淪為低收入家庭，這並非經濟問題，即使增加提供厚職，也無助低收入家庭擺脫「瀕窮」（near poverty）困境。教育機會雖可減低非技術勞工的比例，但屬長遠之策，須待非技術人口全面老化後，方能發揮應有效果。
第七，出租公屋分配政策，變相成為助長低收入家庭離婚的誘因。離婚後的一方（通常是撫養子女的女方）得以繼續居於原來單位，另一方則遷出，通常租住私人樓宇的「劏房」，若然再婚，即可符合申請公屋的資格。
上述扭曲誘因，無疑助長離婚以及低收入離婚者跨境再婚。2011年，戶主未滿65歲的公屋家庭中，佔39.1% 有一名成員是過去近20年來港定居的新移民。以家庭團聚為由而引進非技術勞工，不但導致低收入家庭大增，亦令家庭破碎情況惡化。
離婚率偏高，激發私人住宅租賃市場中「劏房」需求日增，租值普遍上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近期在一個攝影展覽中聚焦的擠迫居住環境，足以反映實況。露宿者日多，亦離婚激增的副產品。被迫居於「劏房」或露宿者應是香港的真正赤貧階層。
《香港製造》道來希望
置業日益艱難，令低收入及中下層低收入家庭陷於「瀕窮」狀態，他們大多居於公共屋邨，子女也難望擺脫「瀕窮」困境。
幫助此階層置業的政策，應能扭轉現行租住公屋計劃「補貼離婚」的怪象，有助紓緩家庭收入不均之勢以及低價樓市的壓力，減輕赤貧階層的住屋負擔，更重要的是有助化解「瀕窮」的關鍵問題。
對大多數人來說，置業有助擺脫「瀕窮」，有助成家立室、安享晚年，並且維繫兩代關係；物業往往是大多數人（除本身人力資本以外）的唯一資產，可說是個人自由以至自由社會的社經基石。
這就是我要說的香港故事：社會不均與赤貧其實並不可怕。不過，當前「瀕窮」困境大盛，欠缺一技旁身、居於出租公屋、難以衝破置業困境的的一群的比例日增，實為箇中關鍵。
10月6日，我與其他約40位中文作家一同出席在荷里活廣場舉行的「香港金閱獎」頒獎典禮，我聽了一個令人極為鼓舞的故事。喬寶寶憑其自傳式故事《香港製造》得獎，在發表得獎感言時滿懷信念，細細講述香港社會機遇依舊開放，與及如何憑自己努力做出成績。聽他娓娓道來，我頓感希望仍在。香港實在依然自由，一旦人人都置業有望，必能鼓舞人心，更加海闊天空，社會繁榮。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