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上海浦東發展區（亞新社）
在一定程度上說，近年來中國的經濟政策的一些領域，表現出很大的混亂和各種政策之間的衝突。從頂層設計來看，政策目標的確定相當理性和科學。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出台的改革方案的主題，就是要解決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即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四中全會確立了以法治建設為核心的改革方案。對所有這些改革方案，無論從政府到社會都是有高度認同感的。不過，一旦落實到政策執行層面，要不執行的結果走向了反面，要不執行不下去。產生這樣情況的因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所確定的目標，和追求目標所使用的手段之間的不一致性。在一些場合，甚至出現手段本身取代了目標的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很快成為世界製造業的中心。十八大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強調要通過產業升級等舉措進一步發展製造業，把國家提升成為製造業（而不僅僅是加工業）強國。政府也制訂了相關的工業發展規劃，同時鼓勵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不僅解決就業問題，也擴展社會創新的基地。為此，政府鼓勵金融業包括互聯網業的發展，意在為實體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經濟環境。
不過，政策的執行結果表現為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和過度互聯網化，至少在一些地區如此。改革目標是發展實體經濟，但結果走向了人們所說的「脫實向虛」。金融經濟（包括互聯網金融）本來是為了發展實體經濟的工具，但因為種種原因，大量的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向了金融業和互聯網業，制約着實體經濟的發展。當然，中國需要大力發展金融和互聯網業，前者到目前為止還不很發達，沒有發達的金融業，很難支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後者則是新經濟形式，中國沒有、也不能缺席。問題在於如何處理金融和互聯網業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在政策層面缺乏有效的協調，導致了對金融和互聯網業缺乏監管或者監管不足，促使大量資本從實體經濟流向這兩個行業。
房地產業也是如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直接導致了中國房地產的過度市場化。金融危機發生後，政府希望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應付危機，即通過了4萬億元人民幣的危機應付方案。結果立即導致了財政政策的過度使用。 4萬億元資金通過國有銀行系統投入國有企業，或者直接進入國有企業，同時又容許國有企業進入房地產業。當大量的資本進入房地產企業之後，很快帶動了其他各個產業的發展，但也導致了房價飛漲。儘管4萬億元方案對穩定當時的經濟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也是今天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策執行考量不足
與2008年的情況不同，今天的房地產業表現為貨幣政策的過度使用。政府發行過量的貨幣，通過各種形式的量化寬鬆政策來刺激經濟。大量的貨幣進入銀行系統，而銀行系統主要有兩個出路，一是把資金投向國有企業，二是放鬆和擴大民間貸款。結果兩者都進入了房地產。國有企業進入房地產，馬上就在各地造出了很多「地王」，「地王」帶動了房地產；房地產價格的飆升，大大提高了民間對這個行業的預期，不僅把自己的資本投入，更通過對銀行的借貸進入房地產。這不僅把房地產泡沫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對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產生了擠出效應，大大提高了其成本，促使它們不得不撤離主要城市。當然，這也導致目前很多城市對房地產的急剎車。
這裏政策執行考量不足也是顯見的。其一，對發行的貨幣應當流向哪些產業和企業考量不足，這和2008年的4萬億元的情況相同。其二，如果資本不得不流向國有企業，對國有企業應當做什麼理應有預先考量，而非任其決定，因為用量化寬鬆來刺激經濟應當是有目的性的。
國有企業改革也是很典型的案例。鑑於國有企業在中國政治經濟學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確立了國有企業做強做大的思想。實際上，這也是很古老的思想。中國至少在漢代《鹽鐵論》之後，一直有國有企業要起到「平準經濟」的作用。如果沒有國有企業所發揮的作用，例如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應付潛在的和實際的經濟危機（例如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走出去」獲取國內發展所需的資源等等，人們很難理解當代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
但國有企業必須改革以提高效率，這也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共識。同時，人們也早已經去除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模式（「左」）和國有企業私有化模式（「右」）的思想，意識到國有企業市場化的重要性，因為唯有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把市場引入國有企業，才有可能提高其效率。今天，無論是國有企業的「去產能」政策還是PPP（混改）政策，都是為了減低壟斷，提高效率。不過，到了地方政府，國有企業的「做強做大」成了一種意識形態，阻止了地方官員對國有企業的有效改革；相反，一些政府官員不僅不想改革國有企業，反而採取各種行政舉措來保護過剩「產能」，更不想讓民營企業進入國有企業領域，使得地方層面國有企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政策目標和手段的不一致性有思想根源。從其源頭說，今天的改革是兩種經濟思想的產物。第一種是原先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以來，儘管放棄了計劃經濟時代的貧窮社會主義，但並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理念。放棄計劃經濟，引入市場經濟，是為了更有效地促成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的目標仍然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核心目標，即社會公平。
儘管執政黨仍然堅持社會主義主體思想，但社會主義的載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直在衰落。官方極其強調馬克思主義，並且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但馬克思主義已經演變成「信仰」，而非需要繼續研究的對象。一旦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就受到了極大的阻力。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可以回答一些關鍵問題，例如經濟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係問題，即資本、勞動、政府等角色之間的關係問題。馬克思經濟學不僅要問經濟效率，而且要問誰是主體，誰獲益，誰受害等社會問題。而這些正是今天中國經濟學所不能回答的問題。
第二個思想來源自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強調的是市場的作用，主要是要提高勞動生產力。在其極端一面，即新自由主義，市場就被視為是萬能的，而政府作用被完全忽視。在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時，國際社會盛行的就是裡根和撒切爾主義的自由主義經濟學，這種國際背景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的制訂。
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衰落的同時，自由主義走向了興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批留學生走向西方，主要是美國。他們接受的是西方的教科書教育，受的是美國經濟學訓練。西方經濟學成為今天中國經濟學的顯學，是有其知識背景的。
經濟思維互相矛盾
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有其他幾個因素。其一，1980年代以來，美國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大批留學人才轉向了金融經濟和金融創業。活躍在中國金融業的很多企業家，都是具有留學背景的。互聯網也是另外一個重要領域。這種情況和東亞早期的日本和「四小龍」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日本和「四小龍」經濟起飛的時代，實體經濟，例如工程、電子、機械製造等領域是美國的主流，這些經濟體的留學生回去之後大都從事實體經濟。其二，領導層的代際變化。在1980年代之後，中國領導層所受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主要是工程。學術界把此稱為中國的「技術官僚時代」。在這個時代，人們強調經濟政策的實用性，即使一些經濟政策具有意識形態背景，但技術官僚總能看到其工具性。但現在的後技術官僚時代，人們比較容易用意識形態來看問題，更容易以意識形態作為「信仰」。
儘管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經濟思想共存，但並沒有通過有效的整合而使得它們一致，它們各自在不同的領域和層面發生各自的影響。這就導致了目標和手段的不一致性，也經常導致經濟政策的錯位。例如根據理論設計，在經濟領域，應當引入更多的自由化和市場化。 （儘管這並不是說一定要私有化）但在很多經濟領域尤其是國有企業領域，市場化遭遇到有效的抵制，政府仍然保護過度；同時，社會領域不應當自由化和市場化，政府應當起「更好」的作用（三中全會的提法），但在社會領域，因為沒有任何力量的抵制，導致過度市場化。類似的錯誤也發生在發展階段的錯位，即中國的實體經濟和西方的金融經濟；經濟結構的錯位，即中國的製造業和西方的服務業；實體經濟和新經濟的錯位，即實體經濟被新經濟（互聯網等）所制約得不到發展，而新經濟佔據過多的經濟空間，導致實體經濟的空洞化。
如何來解決經濟政策的錯位問題？第一是要發展出一種統合的、更趨平衡的經濟政策思想。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如果整合得好，可以促成更有效的經濟政策，既實現效率，也實現公平。第二是要強化政府的規制功能，政府通過規制而非直接的干預來促成平衡的產業政策。第三，鑑於中國是一個類似整個「歐洲」那樣的龐大而差異性極大的經濟體，可以容許不同省份施行不同的發展模式。例如，要和西方競爭，中國必很發展出強大的金融和互聯網，但切不能把一個政策「一刀切」地實行於整個國家。差異性發展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市場經濟原則和提高國家的競爭能力，同時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避免過大的波折。
原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