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治黨到治經濟

 

隨着中共十八大六中全會即將召開，海內外一致感覺到了十九大的來臨。每當這個時候，各界最為關切的問題，便是中國的穩定和發展。就經濟社會發展來說，中國的政策在下一階段會 作怎樣的轉型，是繼續目前的政策，還是會出現新的政策氛圍和新政策？

 

在世界經濟和政治前途愈來愈不確定的情況下，很多人把目光轉向了中國，希望中國能夠在維持政治穩定的情況下，繼續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困境，走向復甦。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來說， 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從十八大以來的治黨，取得重大成效之後轉向治經濟？如果了解今天中國政治和經濟運作情況，就不難看出，這種轉型實際上也是中國本身的可持續發展所需。

 

 

今天，在世界範圍內，人們的主要關切在於經濟動盪所導致的政治和社會動盪。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出現了嚴峻的問題，並且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經濟本身可持 續的發展，而是已經影響到社會政治穩定。人民愈來愈高漲的不滿情緒，給政治注入了巨大的不確定性，激進政治人物紛紛崛起。英國的公投脫歐、法國的國民陣線、德國的右派政黨和美國的特朗普主義，無一沒有經濟因素在背後。經濟問題導致了政治的不穩定，而一旦政治變得不穩定，地緣政治也必然會成為政治人物轉移公眾情緒的有效途徑。

 

無論中西方，每一經濟問題背後都具有政治原因。在西方，經濟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倒不如說是政府的失敗。正如歷史上每次危機之後所顯示的，要救經濟，首先必須產生一個強 有力的政府。不過，西方的既得利益已經變得極端自私，不僅阻礙着經濟結構的轉型，而且很難對經濟亂局擔負責任。現在，「亂世出英雄」，政治動蕩起來，給西方的前途帶來高度的不確定性。

 

中國的情況又如何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善於有效使用政府這隻手，無論是市場的引入、市場的保護或者市場失敗的糾正，都和政府這隻手分不開。儘管在一些領域，政府這隻手的過 度使用，也導致了市場的失敗，但在數十年內走完了西方一個半多世紀的路，成為世界的經濟奇蹟，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情。

 

執政黨及其政府抓經濟很有效。期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 GDP 主義，追求 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成為政策的重中之重。不過，經濟主義忽視了政治，更忽視了執政黨自身的建設問題。因此，在經歷了長期的經濟高增長之後，執政黨忽然發現自身面臨深刻的執政危機。主要表現在幾個大的方面。第一，執政黨內部形成大面積的腐敗，腐敗擴散和深入到了執政黨及其政府的各個角落。第二，執政黨高層形成寡頭政治的局面（如周永康、令計劃和軍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等團團伙夥）。第三，黨內政治和經濟領域既得利益的臃腫，使得經濟轉型非常困難，發展演變成排他性，好處流向絕少數人。第四，社會上老百姓不滿情緒愈來愈甚，表現為各種不同的抗爭甚至是暴力行為。在這些因素交互作用下，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開始受到質疑，執政基礎出現嚴重的問題。

 

 

在中國，不管人們對共產黨的看法如何，它無疑是中國的政治主體和執政主體。國家所有方面的成敗，都取決於執政黨這個政治主體的建設。正因為出現了這麼多的問題，十八大以來， 執政黨從從前的經濟主義轉向了政治主義，重點從發展經濟轉向了政治。反腐敗、整治寡頭、嚴肅黨紀，所有這些作為，簡單地說，就是為了人們所說的救黨。的確，對執政黨來說，如 果經濟發展了，但執政黨本身因為腐敗等因素而解體了，不管怎樣的經濟發展都會失去其意義。這一點對中共的領導層來說，是非常清楚的。

 

不過，治黨並不是說經濟就不重要了。對今天的中國來說，經濟仍然是要務，發展仍然是硬道理。實際上，「發展是硬道理」具有普適性，是普世價值。如上所說，西方的問題也主要是 發展問題，而不是其它問題。如果經濟發展健全，不管什麼樣的政體，民主的還是非民主的，社會運作都不會出現重大問題；但一旦經濟發展停滯下來，甚至走下坡路，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非民主政體，都會面臨巨大的麻煩。今天整個世界所面臨的就是這種情況。儘管西方仍然繼續指責着非西方的非西方式民主政體，但西方的經濟問題已經開始動搖着西方的民主政體。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十八大以後，中共提出了「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從目標順序安排上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要務，也就是經濟發展是要務。不過，從手段上說，全面治黨是要務。如果沒有全面治黨這一環節，其他三個全面都將無從談起。在中國的環境中，如果不能全面治黨，執政黨不作為，無論是全面法治、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小康，都將會是空中樓閣。

 

 

也就是說，救黨具有重大意義，但救黨本身並非唯一的目的。救黨對執政黨來說是目的，但對國家來說，救黨只是一種手段，是實現其他目標的重要手段。從理論上說 ，共產黨仍然是一個具有使命的政黨，目的仍然是要實現全面小康社會，或者小康社會以後的富裕社會。如果要實現這個使命，在經濟出現重大問題的時候就要轉向救經濟。

 

救經濟應當成為執政黨的要務，在社會層面，很少會有人否認這一判斷。應當清醒地意識到，今天的中國仍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並且這種風險正在加深。這些年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下行壓力大，增長不穩定，年增長率快速從將近10%降到6.5%左右，並且仍然在下降。最近的發展更表明，經濟甚至面臨緊縮的風險。從前人們總是認為，中國國家大，抗風險能力強；但今天即使在最為發達最具有發展動力的沿海省份，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中國的經濟出現了什麼問題呢？為什麼在那麼短的時間裏大幅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說，經濟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來自經濟本身，而是因為政治因素所致。正如很多經濟學家所看到的，中 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很好。從宏觀上說，中國已經大規模的工業化、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具備了良好的教育系統和人才資源等等。從微觀上說，中國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投資空間（例如城市升級和農村的現代化）、中國社會的消費水平仍然很低、社會還存在大量的貧窮人口、老百姓仍然勤勞和具有強烈的工作意願等等。為什麼所有這些有利因素都不能轉化成為經濟增長呢？

 

很簡單，如同經濟主義出現了問題，政治主義也會出現問題。換句話說，面對十八大以來的新政治環境，各級政府官員調整不過來，導致不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有五個經濟主體把中國 的經濟推到了今天的程度。中央政府一直是改革的頂層設計者和推動者，其他四個主體是經濟發展的實施者，即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

 

 

不過，十八大以來，因為大規模的反腐敗和嚴肅黨紀國法，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表現為無動於衷，它們的領導人選擇不作為。這裏既有改革的主觀動機問題，也有客觀的制約。從主觀面 來說，領導人普遍生怕改革出事情，不僅自己受影響，還有可能連累家庭。從客觀面來說，改革是要做事情的，一做事情就會觸動很多利益，這些利益就會聚集起來反對改革，造成一個誰也不可以作為的局面。再者，在制度層面，很多能夠促動改革的製度並沒有到位，例如政商關係、法治和合理的薪水工資制度等等。

 

在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遇到麻煩的同時，民營和外資企業也發生了困難。經濟下行，投資者對未來產生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一些是經濟上的因素，企業家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勞動成本提 高。但很多政治因素是他們不能理解的，例如意識形態的回歸（左派、民粹主義、反全球化等等）。所有這些主義在西方國家也存在，但在中國，意識形態可以起到在其他國家所起不到的作用。因為法治的制度化程度仍然較低，意識形態往往被視為代表中國國家的發展方向。在巨大的不確定下，外資持觀望態度，一些開始減少對中國的投資，另一些甚至退出中國市場；而民營資本也大量往外流出。

 

由此看來，要救經濟就必須通過政治調整，來重新起用政府之手。 救經濟也是救黨之所需。一旦經濟出現巨大問題，執政黨也必然面臨巨大的挑戰。中國不存在像選舉那樣的制度手段，執政黨不可能把責任推卸給其他政黨或者社會本身。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對經濟負有全面的責任；同時，執政黨的合法性並非來自選票，而主要來自其通過發展經濟和社會對人民提供的好處和服務。

 

應當強調的是，從救黨到救經濟的轉型，並不是在任何意義上說，執政黨建設不重要了，反腐敗不重要了；恰恰相反，是要把執政黨建設和反腐敗等所有方面，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在這個高度上，政治和經濟互相促進，而非相反。這是一種制度化建設的高度。實際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就是製度建設，而依法治國中的法治更是制度建設的核心。可以預見，六中全會即將審議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會把治黨制度化和法治化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世界範圍內，如果中國成功了，就可以成為成功的政治經濟學。通過執政黨建設來拯救經濟，通過經濟建設來增進執政黨的合法性，從而維持和改善社會治理，這是中國的發展經驗核心。這也已經使得中國和西方區別開來。在西方，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經常對經濟和社會產生災難性影響，一次重大的經濟危機之後，需要長期的努力才能使得社會經濟恢復常態。中國則可以用政府之手，避免周期性危機，在政治和經濟之間實現良性互動，互相支持，從而實現各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原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