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目前拯救中國經濟是重中之重。（亞新社）
很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強調經濟結構轉型。在一定的程度上說，中國的經濟轉型的確在發生，主要表現在淨出口占經濟的比例大大減少，但國內消費或者內需的比重有所增加。考慮到大規模反腐敗運動對政府消費的有效控制，民間消費水平的增加實際上很顯著。同時，就業情況也比較穩定。不過，沒有任何理由對迄今為止的結構性調整的進展抱輕鬆態度。實際上，結構轉型仍然面臨嚴峻的挑戰。不僅如此，另一些方面的結構轉型，可能是人們不想看到的，正在對中國的經濟形態構成更為嚴峻的挑戰。
中國經濟減速
先來看看中國所面臨的經濟減速情況。經濟減速超過預期，如果不能阻止，有可能轉化成為經濟萎縮。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呈 L 型曲線，這乃為正常。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維持永遠的高增長。通常，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高增長之後，就下行進入中增長時期。中國也不會例外。不過，問題在於經濟增長要下行到什麼程度。現在 L 中的橫線已經變成了下行的斜杠線，儘管斜杠到什麼時候能夠到底，還不好馬上做出準確結論，但這個趨勢是明顯的。以前說7% GDP（國內生產總值）是增長的底線，但今年的經濟數據已經下滑到6.7%。實際上，各省的經濟下行遠超人們的預期。
東北幾乎全面下行，中央政府注入大量資金拯救，但如果東北的經濟結構不變（主要是國有企業過於龐大，民營企業缺乏空間），再多的資金可能也無濟於事。即使是經濟發展好的一些沿海經濟大省也很不樂觀。例如廣東省，今年迄今為止也只有廣州、深圳和佛山少數幾個城市，勉強完成省政府確定的指標，其它城市和地區離達標差得很遠。中西部有一些省份發展不錯，但這些省份經濟發展起步晚、規模小，它們的高增長對國家總體的經濟增長貢獻，並不能和東部沿海經濟大省份相提並論。
在經濟增長下行的同時，更出現了人們並不想看到的經濟結構轉型，那就是金融、互聯網和房地產對實體經濟的擠出效應，讓實體經濟所需的人才、資金及生產所需的土地房產等資源成本過高，使本來已經效益下降的實體經濟難以支撐，創新的成本更是難以控制，經營環境變得更加困難。金融和互聯網這兩個領域的現象，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脫實向虛」現象。這些年中國政府大力提倡金融業、互聯網的發展，並且對這兩個領域（尤其是互聯網金融）實行自由化政策，缺少或者沒有政府規制，結果這兩個領域成為暴富領域，吸引了大量人和財。
經濟形態扭曲
本來發展這兩個領域是為了支持實體經濟，但現在已經走向反面。經濟的互聯網化無可非議。如果互聯網業在聚集了大量的資金之後用於技術創新，也可以促成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很可惜互聯網業大多只是政策尋租，沒有把大量的資金用於開發新技術。比較一下美國和中國的互聯網業就可以知道。百度外賣、阿里巴巴收購肯德基表明了什麼？簡單地說，互聯網經濟（尤其是網購）導致了經濟活動的轉移和重新分配。互聯網業實現了兩個目標。第一，用新的手段（互聯網）實現了經濟活動的簡單擴張，而非技術性擴張和升級。第二，有效地把經濟活動從實體經濟（例如萬達廣場）轉移到虛擬經濟（網購），互聯網業已經把國家經濟大半邊江山，從正式經濟轉為非正式經濟。
互聯網業對經濟活動的轉移，對國家的稅收體制也產生着很大的影響，即收不到稅。很容易理解目前營改增所遇到的困難。國家如果要收稅，企業收入就必須能夠反映到統計上，而只有正式經濟部門才有統計，國家對非正式部門的稅收毫無辦法。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只能加重對實體經濟（正式）部門的稅收。 「營改增」本來是要減輕企業負擔，但執行的結果必然加重企業的負擔，而未必能增加稅收總量，因為中國的經濟形態已經不一樣了。
從去年底開始的房地產市場的劇烈變化，更是對實體經濟雪上加霜。因為房價的飛漲，大大增加了企業的成本。企業被迫紛紛離開一線城市，大部分都是中小型民營企業，但即使像華為那樣的巨大型企業，也發現承擔不了因為房價上升而來的成本。很多企業家發現，做實體經濟辛辛苦苦十來年，所得利潤還不如炒一兩套房。不難發現，金融和互聯網企業愈是興旺的地方，實體經濟愈是顯得搖搖欲墜。浙江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政府巨大壓力
再者，多層不良效益正在疊加，地方債務（含融資平台及地方國企）的增加及基礎投資效益低下，不僅加大國有經濟對經濟資源佔用的比重，而且降低收益率，加大了部分地區本已困難的財政支出壓力。銀行不良資產率在加速增加，目前部分銀行將不良資產轉移到賬外資產（通過影子銀行或信託），以減低報表的不良率。但這樣做並沒有實際效果，只是障眼法，更大的禍害是隱瞞實情，使中央決策高層難以掌握實際數字，銀行金融資產的風險在急劇增加。社會投融資平台接連出現兌付困難，給中國的無所不管的政府巨大壓力。
再次、外資加速撤出中國。早些時候，人們發現香港富商李嘉誠開始從內地撤資。但李嘉誠的心態也是外商普遍的心態。外資撤出已經不是可能性，而是正在成為現實。從麥當勞和肯德基將其中國大陸的資產出售，可以預見這一趨勢，即國際大財團不看好中國。一些人將阿里巴巴收購肯德基，視為是民族資本的勝利是毫無理性的。就外資而言，不能僅從引進外資的統計數字上看，有很多外資是國內在海外的上市企業募集的資金的回流。
也需要考量到的是，美國加息的時間窗口，可能是在等待中國經濟下行的時機。一般認為，美國加息主要考慮的是其內部經濟因素。不過，在中美進行激烈經濟競爭的今天，也不能忽視美國會針對中國的可能性。無論是針對美國國內問題還是針對中國，都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美國集中多次加息，迫使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到時如果要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中國勢必消耗大量外匯儲備，同時迫使中國對外投資或債券利息等的成本迅速加大，在海外上市公司市值大幅下降。由於國際社會需求不振，人民幣貶值並不可能帶來出口的實際增長，這將嚴重損傷中國的經濟體。
加大結構改革和調整
這個經濟局面使得一些人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產生了極為悲觀的看法。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繼續加大結構改革和調整。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量。
第一、加大政策執行力度，把執行放到重中之重。從三中全會到供給側改革，改革規劃已經有了，但始終不見有效的執行。在執行過程中，尤其要注意改革目標與追求目標的工具之間的一致性。一些政策設計得很好，但一旦執行就走向反面，主要是目標與工具之間的不一致性。在目標和手段相一致的情況下，如果能有效執行既定的政策，就可以實現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改革目標，即在經濟資源分配方面，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
第二、努力尋找投資空間。中國以往的經濟增長大多來自投資。儘管要進行結構調整，但這並不意味着投資不重要了。實際上，投資會繼續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消費型社會的建設和消費水平的提升，需要漸進的過程。勞動所得佔 GDP 的比例仍然很低，居民存款率仍然很高，這些都決定了投資必鬚髮揮其推動經濟的巨大動力。問題在於如何獲取新的投資空間。可以重新定義新型城鎮化，把投資重點不是放在房地產，而是以質量為導向的城市建設，例如城市地下水道、小區停車場、體育設施、醫院、養老院和幼兒園的建設；農村的衛生、取暖、垃圾處理設施等等。這些基本設施既是城市化和農村現代化所需，也可以消耗掉巨大的產能。當然，也可以通過對外的「一帶一路」獲取更多的海外投資空間。
第三、繼續改善甚至修正頂層設計。在經濟轉型方面，人們一直關切投資與消費、出口與內需等方面的平衡，但忽視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生產性投資與社會性投資等方面的平衡。如果這些平衡不能實現，經濟發展很難可持續。
社會建設投資
這裏尤其要強調社會建設投資。中國從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開始進行社會建設，當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等政策概念。這個時期，除了「維穩」方面出現問題，在社會建設方面還是取得了很大的建設成就，包括農村和城市推行低保，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得以確立。但近年來，社會建設動力不足，這個領域又呈現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趨勢，即政府不想擔負更多的責任。
今天，中國的勞動所得在總體 GDP 中的比例仍然很低。國家的稅收體系基本上仍然是親資本和輕社會的，主要依靠增值稅和營業稅，以及企業和個人所得稅，而沒有開徵資本增值稅、房地產稅和遺產稅等稅種。政府社會投入不足或者不願意投入，或許是考量到政府的負擔，但政府完全可以從這些新稅種中取得收入，用於社會建設。如果沒有勞動所得的提高和社會政策建設，消費型社會建設會變得遙遙無期。從各國發展經驗來看，無論是早期的西方，還是後來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社會投入不足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
諸種跡象表明，經濟萎縮的風險正在增加，其直接危害生產、就業、稅收，甚至是社會穩定，而中長期的危害則促成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此而言，如何拯救經濟當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原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