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月曆牌的美好寓意

 

從數百年來的年畫走到清末民初的月份牌畫，以至六、七十年代鐵皮月曆的百年光景中，它們不約而同承載了不同時代的美學，同時為中國人的家庭在新的一年，增添喜慶。

 

年關難過年年過，一年容易又新年。過去的日子隨月曆一張張撕去不留痕，換上新的年曆，和貼上賀年揮春的美好意願一樣，是中國傳統家庭的新春事件簿。回顧歷史，彩色印刷的月曆牌已取代早年中國傳統的木刻年畫。月曆牌不單具有提醒重要日子和節慶的功能，更能為斗室增添色彩。一幅充滿吉祥寓意、印刷精美的月曆牌，是一個祝願，更是宣傳商品的廣告。

 

 

 

細看這些陳年鐵皮月曆牌，發現其設計式樣和內容都大同小異，例如傳統的財神、福祿壽等吉祥圖畫，都源自昔日農村民間年畫，充滿好意頭的寓意，是雜貨店或海味店的御用「代言人」。至於文具店、藥廠和一些洋行，則會推陳出新，年年不同；他們印製的月曆牌以香港名勝為主，如山頂「老襯亭」、維港全景、虎豹別墅或海洋公園等。

 

80年代後期，配合電視劇潮流興起，電視明星遂取代以往的電影紅星成為月曆的「牌上明星」，那些年的汪明荃、趙雅芝、李司棋、黃淑儀等都成為月曆牌上的「常客」；當然還有剛從佳視（佳藝電視）轉到大台的俏黃蓉——米雪、DoDo 姐（鄭裕玲）。至於男影星則絕少出現於月曆牌上，劉德華、梁朝偉、苗僑偉是少數的例外。箇中底蘊，需要將來再作詳細研究。

 

 

 

追本溯源，這種新年掛月曆的文化，相信源自中國民間掛年畫的傳統，寓意新年新喜慶，家家戶戶迎春接福，祝願來年吉祥如意。因此充滿美好寓意的民間圖騰和宗教故事人物，都會一一出現在月曆牌上，例如瑞獸、龍、馬、虎、金錢、鯉魚、福祿壽三星、牡丹、桃花等都各有隱喻，各有層次，這套根深蒂固的觀念伴隨着美學，流傳民間數百年。

 

直至清末，西方列強入侵，令中國的通商口岸大開，帶來頻繁的商業貿易。不少來華的商業機構為了開拓市場，除了增強商品的包裝迎合國人口味之外，也窺準中國人既有的掛年曆傳統和習慣，推出以石印彩色技術印製的月曆牌畫，西方傳入的月曆牌畫後來更逐漸取代傳統的套色木刻年畫。這些附有商標的精美月曆牌畫推出之後，不單大受歡迎，後來更成為市民搶購的商品。月曆牌除可收宣傳推廣之效外，更引申出後來商戶爭相高薪禮聘著名畫家，代為繪製多姿多采、新穎艷麗的月曆牌畫的風尚。

 

隨着石印技術的引入，加上市場競爭激烈，十里洋場的上海便成為月曆牌畫的搖籃。這些色彩艷麗，畫像充滿中西文化情調的「商品」，隨即令人趨之若鶩，繼而爭相搶購；其新穎的設計和格調，一洗過去數百年來，傳統木刻版畫千篇一律以民間故事為題材的設計，取而代之是時髦的西方事物，如飛機、輪船和滿室的摩登家具裝潢，當然還有穿上時尚服飾，婀娜多姿的女子健康畫像，加上畫家採用嶄新的繪製手法，令人耳目一新。

 

時至今日，陳年的鐵牌月曆已成為不少新一代好此道者的搶手貨，至於塵封百年的月曆牌畫，早已奇貨可居，成為當今收藏家和博物館爭相競投的珍藏。

 

 

 

關蕙農被譽為是戰前的月曆牌畫王，馳名省港和上海。其曾祖父關作霖，又名啉呱（Lamgua），是十九世紀廣州首屈一指的外銷畫家，師承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早年的關蕙農以深厚的國畫根底和西洋水彩技法，設計繪製廣生行的「雙妹嘜」月曆畫而聞名；「雙妹嘜」以當時時尚的少女造型為依據，畫風改變過往國畫式的傳統框框，其筆法細膩，立體呈現女性的美態，加上構圖獨特，創出月曆畫的新潮流。

 

關蕙農的創作全盛期為1915年至1930年代，期間承辦不少商戶的訂單，範疇極廣。除廣生行外，還有朱昌蘭煙廠、屈臣氏藥房、百家利化妝品、永安堂藥行等，作品不勝枚舉。1911年曾被《南華早報》聘為美術主任，其後於1915年，在港島開設亞洲石印局，開拓家族的印刷和設計事業。其他同期的著名月曆牌畫家包括杭稚英、鄭曼陀，兩人與關蕙農鼎足於中國的月曆牌畫界。

 

原刊於香港中華總商會《商薈》2015年12月號，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