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說明：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本名陶文濬（註1），因欣賞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改名為知行，後認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為行知。他是一名中國著名教育家。（Pixabay）
研究陶行知學說的學者在香港甚為少見，在內地卻很常見。陶氏在上世紀3、40年代期間，曾指出當時中國教育的問題，可是問題時至今日非但未解決，反而變本加厲，當今中國教育的發展與他所提出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馳，所以他的學說仍然有必要在這裏重提出來。
上世紀70年代初，筆者部分教育意念也頗受陶氏的影響。以他當時的教育主張反觀目前的香港教育，特別是在怎樣看待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上，仍然有一定的啟示。
本文嘗試呈現陶氏的教育主張，過程中借用了泰勒（Ralph Winfred Tyler）在1949年出版的《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中所提，設計課程與教學要回應的4個問題。泰勒曾於「八年研究（Eight-Year Study）」（註2）中擔任主持人，是項研究對美國教育制度的影響極深，而上面所提的那本小書是研究課程學的經典。
一、學校應該達到哪些教育目標？
陶氏主張學校教育應與生活結合。活的教育，特別是活的鄉村教育要用活的環境，不用死的書本。他要運用環境裏的活力量，協助學生發展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活本領。「活的鄉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長五穀。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治、自衛。」
在生活即教育的原則之下，陶氏堅信「人欲是有地位的，我們不主張以天理來壓迫人欲的……我們這裏主張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力量，來達民之情，遂民之欲，把天理與人欲打成一片。」
二、 提供哪些教育經驗才能實現這些目標？
教學做合一
陶氏主張「活的鄉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學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根據做的法子；凡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
「從學習的原則看起來，事怎樣做，就須怎樣學。譬如游泳要在水裏遊，學游泳，就須在水裏學。若不下水，只管在岸上讀游泳的書籍，做游泳的動作，縱然學了一世，到了下水的時候，還是要沉下去的。」
知與行
陶氏認為王陽明先生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是不對的，應該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所謂「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就是「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有行動之勇敢，才有真知的收獲。」
真知識由思想與行為結合而產生；真知識安根在經驗裏。從經驗裏發芽長葉開花結實的才是真知灼見。
「行動生困難；困難生疑問；疑問生假設；假設生試驗；試驗生斷語；斷語又生了行動，如此演進於無窮。」
勞力與勞心
陶氏對「做」字的定義是在勞力上勞心。「單純的勞力，只是蠻幹，不能算做；單純的勞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只是在勞力上勞心。」
「教用腦的人用手，教用手的人用腦，教一切的人都把雙手和腦拿出來用。」陶氏喜歡用簡單的語言來表達他的看法，例如「人生兩個寶，雙手與大腦。用腦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腦，飯也不吃飽。手腦都會用，才算是開天闢地的大好老。」
興趣的重要
「學生有了興味，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體，所以『學』和『樂』是不可分離的。學校裏面先生都有笑容，學生也有笑容。有些學校先生板了臉孔，學生都畏懼他，那是難免有逃學的事了。所以設法引起學生的興味，是很要緊的事。」
為教而學
「『為學而學』不如『為教而學』之親切。『為教而學』必須設身處地，努力使人明白；既要努力使人明白，自己便自然而然的格外明白了。」
學習的情境
陶氏認同「『社會即學校』。這種學校是以青天為頂，大地為底，二十八宿為圍牆，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同學都是學生，不運用社會的力量，便是無能的教育；不瞭解社會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們認定社會就是一個偉大無比的學校，就會自然而然地去運用社會的力量，以應濟社會的需求。」
創造教育
陶氏強調要知道小孩子「不但有力量，而且具有創造力」。他主張解放小孩子的嘴，「小孩子有問題要准許他們問」。陶氏寫過一首詩，以發揮這個道理：「發明千千萬萬，起點是一問。禽獸不如人，過在不會問。智者問得巧，愚者問得笨。人力勝天工，只在每事問。」陶氏又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間，「讓他們去接觸大自然中的花草、樹木、青山、綠水、日月、星辰以及社會中之士、農、工、商、三教九流，自由地對宇宙發問，與萬物為友，並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學習……創造需要廣博的基礎。解放了空間，才能搜集豐富的資料，擴大認識的眼界，以發揮其內在之創造力。」
教學相長
探討真理，陶氏提五條路：「（一）體驗；（二）看書；（三）求師；（四）訪友；（五）思考。這與中庸上所講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可以比起來看。體驗相當於篤行；看書、求師、訪友相當於博學；思考相當於審問、慎思、明辨。我們的治學次序是依據『行是知之始』及自動的原則排列，可以說是把傳統的道理顛倒過來。」
三、怎樣才能有效地組織這些教育經驗？
「在教育界服務的人，辦學的不知教學；教此一科的不知彼一科的；甚至同在一地，同教一科的人亦復不相聞問。這種悶起頭來各幹各的情形確有聯絡之必要。」
四、我們怎樣才能確定這些目標正在得到實現？
陶氏主張不是去讀書，而是去用書。「我們應當明白，書只是一種工具，和鋸子、鋤頭是一樣的性質，都是給人用的。」我們與其說「讀書」，不如說「用書」。「書裏有真知識和偽知識，讀它一輩子，不能辨別他的真偽；可是用它一下，書的本來面目便顯了出來，真的便用得出去，偽的便用不出去。」
「遇到一本書我們必須問：你能幫助我把這件事做得好些嗎？你能幫助我過一過更豐富的生活嗎？我們用書，有時要讀，有時要講，有時要聽，有時要看；但是讀、講、聽、看都是有一貫的目的，這目的便是它們對於『用』的貢獻。」
「舊時代之學生之生長的過程有三個階段：
一是讀死書；
二是死讀書；
三是讀書死。
新時代之學生也離不了書，所不同的，他是：用活書，活用書，用書活。」
五、小結
從上述可見，陶氏善於以他的教育價值觀審視傳統的教育目的和方法，進而提出一些和傳統相反而符合社會發展的主張，可見他是一個很有反思精神的教育家。
註1：
1891生。讀大學期間，辛亥革命爆發，他曾回鄉投身革命運動。
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曾入讀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師從杜威（John Dewey）、孟祿（Paul Monroe）、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等美國教育家研究教育。
1917年秋回國，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等職。開始他富於創意而又充滿艱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並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教育理論。他特別重視農村的教育，認為在3億多農民中普及教育至關重要。
1917年年底，與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中華教育改進社，1923年與晏陽初等人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後赴各地開辦平民識字讀書處和平民學校，推動平民教育運動。
1946年逝世於上海，享年55歲。
註2：
「八年研究」由美國進步主義教育協會（American 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 PEA）的「學校與大學關係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Rel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所贊助，由泰勒作為其中一個主持的一項大型研究，研究期間由1933至1940年為止，共計八年。此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不受大學入學規定所限制的高中生進入大學後的表現，與受到限制的學生相較，孰優孰劣；藉此探討參加此項研究的30所學校，其採用的某些革新課程和教學策略的效果。
研究的進行是以實驗組與控制組各1,475名高中畢業生為對象。在研究人員追蹤學生1至4年後，所得的結論是：實驗學校的學生在大學的學業表現較佳，而促使表現較佳的因素中如系統思考、客觀思考、好奇心、學習動力以及對世界事務的關心程度皆較高。
此項研究結果之一是改善了大學入學試的性質，二是肯定評鑑應該是一連續的、統整的課程計畫過程的一部分。這些論點受到當時教育界的接納，影響日後教育評鑑的發展。此外，對於課程內容的改革亦頗有建樹，是以迄今成為課程與評鑑上相當受重視的一項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