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學者也拼命到西方期刊發表文章，從數量上說成果顯赫，但有多少新思想呢？很多學者掌握了西方學術的技術，並在技術層面超越了西方學者，但思想是蒼白的。到現在為止，至少在社會科學，還是拿不出一個中國學者創造的概念來，更不用說是理論了。即使西方所謂的頂級學術刊物，有多少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在那裏發表過文章呢？或者說這些雜志在人們追求學術或思想的過程中，扮演了什麼重要的作用了嗎？在很多中國學者那裏，似乎能在這些雜志上發表文章就有學問，就有思想了。要知道，一些諾貝爾獎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出現在講座、簡報等中國人根本看不起的平台上的。
在這方面，機構和個人也差不多，甚至更為糟糕。西方有學校排名體系，中國自己也搞。各個大學之間的競爭，猶如各個省份之間的 GDP 增長率的競爭。無論是評價體系還是各方面的競爭，應當存在，但問題在於錯誤的引導。知識的生產及其影響，並不是排名排出來的，也不是學者之間競爭出來的。知識的生產有其特殊性，需要一個特殊的思考環境。中國的教育機構顯然並沒有從提供環境入手，來輔助知識分子的知識生產，所設置的各種制度反而成了知識生產的嚴重阻力。
名譽崇拜背後有很多根源，但主要包括「硬」的利益和「軟」的自信赤字。「硬」的利益不難理解。每一項名譽背後就是龐大的來自政府、企業和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利益。「軟」的自信赤字就是學界和機構對自己沒有信心，只能求助於外在標準來衡量自己。對學者來說，獲獎只是副產品。獲獎當然是好事，因為它表明同行乃至社會的承認和認可。不過獲獎並不是知識本身的使命。學者不是為了獲獎而去生產知識，而是等知識生產出來後，遇到「好運」被人家看上了。歷史上有多少好的思想，在當時並沒有被他人所認識、所承認，但對人類產生了巨大影響。
同樣，期刊制度也很重要，因為它至少提供了一個最低標準，保證最低限度的學術水平，但是學者不能為了要在特定期刊發表文章而寫文章。只有等知識被生產出來之後，期刊才變得重要。即使一篇文章不被任何期刊所接受，也不見得就沒有思想。再者，期刊制度更不能成為官僚管理教授的手段；一旦這樣，為了文章而文章，知識追求的目標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便是中國學界的現狀。
原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