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把自己緊緊禁錮住

只有等知識被生產出來之後,期刊才變得重要。即使一篇文章不被任何期刊所接受,也不見得就沒有思想。再者,期刊制度更不能成為官僚管理教授的手段;一旦這樣,為了文章而文章,知識追求的目標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便是中國學界的現狀。
封面圖片:西方的學術和學術刊物是多元的,開放的,西方學者不會為期刊和期刊制度所禁錮,但中國學者則把自己緊緊禁錮住了。(Pixabay)
 
今天中國知識界突出的一個現象,就是知識短缺或者有效知識供給不足。這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在學術上,知識至少能夠有效解釋中國社會的現實,在解釋的基礎上提升為概念和理論,從而建構中國社會科學;從政策上,知識至少能夠有助於改善各種制度體系的運行和決策的有效性。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很多人很方便地指向政治上的原因,認為因為中國缺少充分的學術自由,政治對學術和思想發展有太多的制約。儘管政治因素的確對學術和思想產生影響,但如果光強調政治原因則太過於簡單。就中國歷史來說,中央權力的解體經常導致文學和藝術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不過,這些時代卻沒有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想方面有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權的時候,也沒有阻止思想家的出現,例如宋朝的朱熹和明朝的王陽明等。
 
不管怎樣的政治,沒有人能夠阻止得了一個人的思考和思維。知識短缺的背後是思想的貧窮,思想的貧窮背後則是思維方法論的貧窮。這周和下周,本欄鑒定了九大現象或者九種廉價的方法,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於中國的各個知識群體中,影響着他們生產知識和思想的過程。這裏先討論前面四個原因,即知識的道德化、權力化、金錢化和名譽化。
 
其一、知識的道德化,或者道德拜物教。道德化是中國知識界最為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存在了數千年。傳統上,儒家是生產官方知識體系或者意識形態的主體,而儒家知識體系的主體就是道德。無論是立論還是反駁不同意見,大多數學者首先想到的是去搶占道德制高點。道德制高點有兩種,第一種是集體道德,即為國家、為社會。第二種是個體道德,即為個人修養。就第一種而言,不難發現人們往往用愛國主義、「為民請命」「為生命立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一大堆概念來為自己辯護,或者反駁人家,把對方置於這些道德立場的對立面,例如「不愛國」「漢奸」「自私」等等。就第二個層面來說,很多人會強調個人道德,「自命清高」,對別人的意見不屑一顧。
 
儘管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道德,都是人的知識活動的基點或動力,但卻並不能替代對知識的追求,搶占道德高地也不能有效回答不同觀點和意見。再者,如果沒有知識,光是道德教條如何能改善社會呢?
 

權力和知識的心理邊界

 
其二、知識的權力化,或者權力拜物教。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可以從「知識就是力量」到「權力就是知識」。從權力認同到知識認同,甚至把權力視為是知識,一直是中國文化的通病。當然,這並不是在任何意義上說,掌握了權力的人就沒有知識。傳統上,中國儒家這個群體既是權力掌握者,也是知識掌握者。但作為學者,這裏必須給權力和知識之間設置哪怕是心理的邊界。
 
如果權力替代知識主要是政治人物的事情,另一端則是知識分子通過權力來獲得知識的影響力。對學者來說,追求知識不能通過和權力的關係,追求知識的影響力更不能通過權力的關係。可惜的是,這種現象現在非常流行。學者沒有自己衡量知識的標準,而依靠政治人物的認同(「批文」等)。也有一些通過投靠政治人物來獲得影響。政治人物可以表達對知識的喜愛或不喜愛,但這並不能作為衡量知識的標準。用政治人物的意見來論證自己的知識或反駁其他人的知識,並不能對特定知識做出任何判斷。
 
在和權力的關係上,還有一種情形就是學者論證自己或反駁他人時,訴諸於政治化的解釋。這種情形類似上述訴諸道德的解釋。例如,當不能接受他人的觀點時,就搬出愛國主義,說人家「不愛國」「漢奸」「帶路者」之類。在另一端則是,一旦有學者對現實政治比較肯定,另一方就會說他是「五毛」之類。這兩類人儘管使用不同語言表達對對方的厭惡,但他們的思路是一模一樣的,只是立場不同而已。這裏只有立場,沒有知識探求。除了互相譏諷和攻擊,沒有理性思考。至於那些人身攻擊的情況,在真正的知識界,這些人是被人不齒的,是「非知識類」。
 
其三、知識的金錢化或金錢崇拜。和知識的權力化一樣,這裏也有兩種情況,一是金錢走向知識,二是知識走向金錢。就前者而言,企業家捐款蓋各種大樓、研究機構,甚至大學等,不僅無可非議,也是需要鼓勵的。再者,很多企業家具有非凡的思想和豐富的實踐經驗,能夠生產出知識界本身不能生產的知識。不過,在中國,往往是企業家利用大學等知識平台來宣揚沒人聽得懂的「概念」和「理論」,甚至宣揚各種迷信(中國很多企業家都是迷信的),毫無學術價值。
 
如果金錢走向知識的主要責任不在知識界,那知識走向金錢則是知識界的責任。這裏是真正的金錢拜物教。為了金錢等物質利益,一些學者成為商業有機的一部分,他們用所得到的金錢數量,來衡量知識的價值。是否是知識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識所能轉化過來的金錢。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就把自己出賣給了金錢。
 
其四、知識的「名譽化」或名譽拜物教。這表現在個人和機構兩個層面。在個人層面,中國學者對西方所設立的各種獎項的崇拜,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對很多學者來說,獲得一個獎意味着所有的一切。因此,大家都要拼命去搶。在搶不到的地方,一些人就會抱怨西方不公,自己也去搞,結果都是一些不倫不類的獎項。名譽崇拜也表現在普遍流行的「頭銜文化」。一些學者並不滿足於只有一個「教授」頭銜,似乎有了很多頭銜就能表明其價值。
 

畫地為牢自我禁錮

 
類似的還有期刊拜物教。西方的學術刊物制度已經很完善,主要是匿名評審制度所帶來的學術標準。不過,西方期刊制度本來是為了管理圖書之便建立起來的,並不是用來評價學術和知識的高低。但中國拿過來把它當成學術評價體系。當然,這種現象在東亞社會都很流行。這可能也是無奈之舉,因為中國本來就沒有什麼自己的標準,到現在也確立不起來,只好拿人家現存的東西作為標準。結果怎樣呢?畫地為牢。西方的學術和學術刊物是多元的,開放的,西方學者不會為期刊和期刊制度所禁錮,但中國學者則把自己緊緊禁錮住了。
 
(請按下一頁繼續閱讀)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