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迅、王豐鈴
英國公投「脫歐」,美國步入加息週期,內地經濟增長目標降至每年約百分之6.5,為香港的未來經濟發展增添諸多不明朗因素。香港內部除了金融業處於波動期,近年旅遊、零售表現似乎已顯現疲態。作為外向型經濟體,易受境外經濟表現影響。
回歸19年,香港因背靠內地大市場,並得到中央因香港的強項而推出相應的優惠政策,讓香港享有前所未有的機遇。當下,周邊地區的競爭愈來愈激烈,雖面對不少困難,但香港仍然處處機會。面對未來種種挑戰,香港要如何應對?應如何避免邊緣化呢?香港齊心基金會將於7月30日舉辦齊心論壇「香港經濟發展的危與機」主題午餐會,論壇前夕,記者獨家專訪這一論壇嘉賓講者之一、香港經濟學家、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名譽教授陳坤耀。
問:香港即將進入選舉季,客觀地看本屆政府經濟上作為如何,從你經濟學者的角度看,如何評估這一任政府經濟上的舉措得失?
答:問題還是要回到香港的政治制度來評析,一個特首愈是有大作為,身旁的反對聲音也會愈來愈大,因為你不是政黨執政,我認為這是當年《基本法》制定失策的地方,當時主要是要基本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有些問題沒有全盤思考,這是新事物,很難十全十美。一個特首在無政黨、立法會無票的情況下,如何去施政?特首在立法會裏是零票,你可以想象在施政過程中會遭遇什麼。當一個執政者沒有政黨支持,其他政黨又沒有執政的機會,他們最大的角色就是批評和反對,對特首的經濟謀略和政策不需負責,只要反對就行,批評過後,根本不需要負責,亦不用實施他們的提議。所以這是制度的問題,不是某人特首的問題,這一制度下,要出現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幾乎是不可能的。
問:你認為當下香港經濟政策糾結在哪些方面?
答:香港經濟政策主要是三方面問題:科技政策、土地政策、教育政策,可以說教育影響人才培養,進而影響經濟發展。香港一直以來,這三個政策都有問題,特首梁振英一直想改善前兩個政策,但他可能沒意識到香港的教育都很有問題,所以沒什麼大的政策推出。前兩個政策,特首算是盡了很大努力。
問:怎麼看中國經濟?
答:要分析當下中國經濟,實際上反映的是兩個現象。一個是「新常態」,中國經濟已進入一個與過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長期不同的新階段,以前是兩位數增長,現在新常態是六至七的增長。新常態的背後,西方傳統經濟已經不像以前一樣快速增長了,未來十年,都可能停留在「低增長」空間裏。而內地必須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以往你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反而投資多點,希望可以刺激多點需求,但愈來愈投資過剩、生產過剩,這個問題是需要抓緊處理;已經有學者在作經濟政策的探究了,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起碼中央領導人是知道當下經濟問題在哪裏。
問:那另一個現象呢?
答:另一個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幾年前,中國就提出這一問題。中國現在有近九千美元左右的人均收入,相當高的程度,能不能進一步發展?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收入還不是很高,中等收入而已,從過去看,中等收入很難成為高收入國家,1960年有101個國家是中等收入,到2010年有13個國家成為高收入,成功率不高, 比例是百分之13的成功率。這涉及經濟結構轉變問題,要有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結構的轉變,整個中國要面對的就是結構改變。不論你是產能過剩也好,不論你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好,整個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就是結構問題,要有幾個方面轉變,最大的就是由生產製造業轉向現代服務業,這也是香港的機會。為什麼香港的氣數未盡呢,因為整個中國未來的經濟是走向現代服務四大產業──金融、物流、資訊服務(IT)、專業及技術服務。中國未來經濟結構轉變,就是走向現代服務業的方向。
問:你說,現在中國的經濟問題,不是怎樣吸引資金來,而是怎麼樣放資金出去,有效地投資出去,你看如何有節奏地作出安排?
答:讓資金走出去,不是容易事,走出去要有好的所謂政治和金融生態環境,才能使資金有效走出去。中國搞這麼多 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F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其實這些制度的安排都是希望這些錢可以有效地出去。這樣一來,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經濟關係就更密切了,香港早期做轉口貿易,後期發展製造業,現在是第三波,轉為現代服務業。當然這純粹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但經濟是可以被一些政治因素影響或干擾的。其實,從整個歷史進程看,香港經濟一次次起飛,全部都是因為中國因素。
問:這些年,內地已經不把香港看在眼裏,不像改革開放早些年,總是依靠香港,當下前海與香港的合作磨合緩慢,再說,內地看到香港近年渲染政治化,極端本土,佔中暴亂,於是與香港保持距離,你怎麼看這兩個現象?
答:這些是基本事實,內地近年在與香港合作中確實有好多顧慮,但我覺得對香港還是尊敬的。他們是有很多戒心,很多擔心,不過我接觸的內地人,依然普遍對香港有一種敬心,覺得香港人是做得好一點,是有優勢一點,內心的這種感覺還沒丟棄。香港雖然有很多問題,要改變它,不是一個經濟層面的問題,是一個深層次的香港政治問題,香港有高度民主選舉,但沒有一個政黨輪流執政的機制。這一句話可以解釋香港現在所面臨的困境。這是我二十年前講的。
問:中南海推出「一帶一路」大戰略發展理念(「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你認為這對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亮點在哪些方面?
答:可以這麼說,「一帶一路」可以講是絕頂聰明的一個倡議。這一發展理念包含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兩個問題。我剛才講過,中國經濟又有「中等收入陷阱」,又有「新常態」,經濟不可能二位數字增長了,那麼他一定要將經濟資源有節奏地釋放出去,要向外投資,向外找經濟機會。那「一帶一路」從經濟角度來說,就是行之有效的合作平台。沿線六十多個國家,三個洲,放眼全球經濟,都沒有一個重大的經濟區、一個地域、一個所謂地區經濟可以這麼大的,可以先從東南亞、中亞開始推動。
問:你從地緣經濟的角度作了闡述,那麼怎麼理解你提到的地緣政治角度呢?
答: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主要是為了應對美國重返亞洲戰略。這非常明顯,美國從2012年宣佈重返亞洲之後,開始在亞洲地區爭取盟友,先在菲律賓、日本,然後是緬甸、越南,拉攏盟友,這是正常外交。中國必須面對這一態勢。重返亞洲後,美國就加強了原本的 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的影響,重返亞洲從經濟的角度,又加上了地緣政治的策略。中國第一波對付它呢,就用一個叫 RCEP(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這是一個綜合地區的經濟聯盟,共十六國家,有東盟十國,再加中國、韓國、日本、印度,但這些年來看成功的亮點不多,和 TPP 是無法比擬的。所以「一帶一路」是一個對抗 TPP 的最終的策略回應。所以「一帶一路」包含地緣經濟、政治的雙重意義。我認為這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佈局,它不是一個正式組織,再說,中國又添多一招,就是 AIIB 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一方面是支持「一帶一路」政策,一方面在國際金融大環境裏,要四分天下。
問:你所指的四分天下是哪幾個實體?
答:世界金融主要有世界銀行,那是美國人天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是歐洲人天下;亞洲發展銀行,那是日本人天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怎麼可以不分攤一份呢?亞投行的成立的內涵可以從世界的金融角力、平衡角度來看,所以「一帶一路」帶來了一種新的平衡。這種平衡的構建,始終充滿雙邊和多邊的磨合和角力,這過程中國遭受那麼多困難,愈來愈明顯表明,因為背後都有政治的角力,這不是純粹經濟問題,大背景都有中國崛起因素,美國要保持它在世界的霸主地位,背後的角力是政治的,已經不是經濟效益問題,所以「一帶一路」推行得很不容易,所遭受的困難必定是嚴峻的。但這個倡議的提出,我覺得是絕頂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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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亞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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