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的殺傷力

1月27日（指2010年1月27日——編者註）《信報》有標題云：《江蘇下月調升最低工資逾百分之十二》。內容說經濟回暖，「兩會」召開前夕，不少省市說有調升最低工資的條件。老生常談，但這一次，壓力團體的動作來得明顯了。除了年多前新《勞動合同法》與人民幣的處理失當，把神州大地弄得一團糟，最低工資在內地的殺傷力不明顯。 「最低」不夠高，地方政府忙顧左右，救一救。

 

其實，最低工資對經濟的殺傷力嚴重，是這些日子先進之邦的經濟看不到有大復蘇可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北京的朋友不知山有虎，於是試向虎山行。我早要大聲疾呼，但有說服力的分析不容易，何況最低工資這回事，是政客活動的好籌碼，也有眾多利益或壓力團體的支持。在經濟學的範疇內，從本科課本到研究院的論文，我沒有讀過一句說最低工資對經濟有貢獻：因為政治上或職位上的需要而支持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一律被行家們貶低。靈魂可以出售，有價，而此價也，往往低得很。

 

我要從一個簡單而又有說服力的分析角度來把最低工資斬一刀，有好些日子了。前幾天終於想到，這裏以之起筆吧。

我要從「日工」的角度說起。因為一、中國的最低工資以「月」算，不以「日」或「時」算；二、日工不是天天有工作，每工作天的工資一般比同樣的全職月工的平均每天工資高出相當多。這樣，到今天，中國的日工從來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左右，近於這規限的威脅也沒有。

 

先從目前上海的建築工人的日工工資說起吧。那裏的壯年而又技術及格的建築日工，今天的每日工資是人民幣120。2003年底是人民幣50，六年的每年平均複式增長率是百分之十六。目前上海的工程特別多，炒起了一點，而六年來略有通脹。扣除這些，六年來的平均複式增長率約百分之十二。了不起：複式實質年率百分之十二的增長率，收入每六年加倍，持續下去，12年後，上海建築工人的日工工資是480。中國日常生活的物價比先進之邦低，調整後，這是近於先進之邦的水平了。居住的地方比不上人口密度低很多的發達國家，但其他日常的生活水平會是差不多。當然，假設工資的實質增長年率維持在百分之十二水平，不可靠，有點苛求，但說近六年日工工人的收入增長驚人可沒有誇張，何況其中有一年勞動法的干擾影響了經濟整體的發展。記着，日工的工資是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法例幫助的。

 

農民的收入增長更驚人。沿海省份，壯年的農業日工工資，2003年底約人民幣30，今天約80。算出來，複式增長年率是百分之十八強。這支持着我說過的，2000至2007這七個年頭，農民收入的增長年率達百分之二十——曾經用幾種不同的算法也大約是這個數。女的或較弱的農工的日工工資，今天約60，老弱殘兵約40。農工的全職月薪今天是800至1,500之間，前者是近於老弱殘兵了。

 

農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的低相當多，加上有天倫之樂，打個七五折是我的大約估計。換言之，神州大地只用了約八年的時間，農民的收入就追近或可與城市工人的收入打平，達到了一個農業與工、商業之間的勞力收入均衡點。工業的發展拉動農轉工，使留於農業的收入上升。倒轉過來，農民的收入上升，促成的民工荒把工業的工資推上去。去年2月20日我發表《從中國發展學得的工資定律》，其中寫道：「工業的工資，是由農作的收入決定的，用不着新勞動法的幫助。」這是個新的均衡點看法，淺的，不足道，但解答了200多年來經濟學者老是找不到圓滿解釋的工資釐定的懸案。

 

農轉工人多，農產品的價格上升理所必然。我曾屢次指出，北京千萬不要約束農產品的價格上升。若要馬兒好，讓馬兒吃草。目前央行關心通脹的言論顯得不知適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帶來的「通脹」他們不要管，進口原料的價格上升帶來的「通脹」他們也不要管。只管其他的因素吧。

 

 

中國的經濟奇蹟是出現了的。今天我們問：如果中國老早就有日工的最低工資的規限——即是說最低工資一律有效地維護着或左右着所有就業的員工——中國的經濟會怎樣了？答案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雇主會挑選工作效率較高的員工；會聘用較少人手；為恐最低工資再提升，他們會作出對勞苦大眾不利的未雨綢繆；農轉工會緩慢下來，而最低工資加得夠高會出現工人大量回鄉歸故裏的現象——正如年多前出現過的。除非有工會的有效維護，有機會就業的工人不會容易地獲得甜頭：去年在新勞動法下，有依法及不依法的兩種工廠，工人多選不依法的，因為依法的雇主凡事苛求。另一方面，授予工會維護權力會帶來更大的災難。這是後話。

 

 

在有效或夠高的最低工資規限下，老弱殘兵的際遇會是最不幸的：他們會失去了就業的機會。跟進中國的發展30年，我最敬佩的是數之不盡的老弱殘兵，去年4月21日發表的《從造園林看中國農民的產出成本》說過了。就是今天的上海，老弱殘兵的日工工資只40元，而如果有最低工資的左右，他們會失去工作。我不反對幫助或補貼這些每月只得十天八天工作的老弱殘兵，但他們可以工作，願意低薪工作，政府有什麼理由要立下最低工資的法例，間接地不准他們工作呢？老弱殘兵有他們的尊嚴，看得起自己，工資難以糊口也要工作，比高舉最低工資的君子們偉大得多了。

 

 

任何人，只要可以工作而又願意工作，無論工資多低我們要讓他們工作——這是我信奉不疑的。敬業樂業是人的權利，奇怪是高舉人權的眾君子也往往高舉最低工資。說不通的邏輯那麼淺，是真的不知道嗎？還是因為政治遊戲的需要呢？

 

我贊同補貼那些樂於自食其力但收入不足糊口的人。當年佛利民建議的「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就是這個意思。 「負所得稅」有不容易處理的漏洞，北京的朋友聰明，總可以想出其他的協助辦法。從西方進口的最低工資得到支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無知的勞苦大眾以為鴻鵠將至，對自己有利；其二是有知的利益團體可以利用。我的主張，是先讓可以工作而又願意工作的人自由地選擇對社會有貢獻的就業，工資再低也要讓他們做，有需要時政府可再為他們作其他安排，尤其是協助他們增加知識。讓市場的競爭保護着勞工，讓農民的收入上升保護着工業的工資，是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不需要真的學過。如果用最低工資保護勞工，市場的競爭就再不保護了。這也是不需要學過的正確無誤的經濟學。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平台，獲該社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