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日廉政公署發生一連串的人事變動，引起公眾疑慮。有見及此，公民實踐培育基金及香港2020於8月13日聯合舉辦公民論壇，題為「誰帶頭摧毀廉署和法治？」，與公眾一起探討現存制度的缺憾、事件對香港造成的傷害。 講者計有：
前總督特派廉政專員施百偉先生（Mr. Bertrand de Speville）
前政務司司長及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女士（全文按此）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全文按此）
前立法會議員及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成員吳靄儀女士（全文按此）
公民實踐培育基金主席詹德隆先生（致歡迎辭）（全文按此）。
施百偉先生：
廉政公署在過去42年，一直努力進行打擊貪污的工作。在這期間，廉署都是在不斷進化中。「進化」包涵轉變，而進化的目的是求生，即隨著環境變化而求取生存。
我們不能忽略進化理論中一項重要的特色，就是只有因應環境而作出正確的轉變，才能得以生存。該些不正確的變化，反之只會帶來相反效果。這理論當然也適用於機構及組織，包括廉署。
過往廉署有多次正面的轉變，例如：
- 過往近乎高度機密的組織，演變成今天除了非迫不得已需要保密的情況下，其他都要盡可能公開、透明；
- 扮演監察角色的諮詢委員會的主席，必須由非官方人員所擔任，而非廉政專員一人擔當。
廉署也有一些特性是由始至終都沒有改變的，例如行政長官的權力。廉政公署條例第五條規定，廉政專員在符合行政長官命令及受行政長官管轄下，負責廉政公署的指導及行政事務；除行政長官外，廉政專員不受任何其他人指示和管轄。「命令」及「管轄」兩個用詞，過往未曾試過對廉署在運作上的自主構成影響，皆因歷任港督或行政長官在行使有關權力時運用得宜，並且自我約束。
由於成立廉署時，廉署擁有相當大的權力，故條例原有的設計，是因為過往的港督需要確保事情不會出亂子，獨立機構的權力需要有制衡，需要向公眾問責。其後，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廉署的演變自然需要顧及到《基本法》的條文。
《基本法》第八條列明「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基本法》第57條則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廉政公署，獨立工作，對行政長官負責。」
《基本法》與廉署條例的出入
在我的理解，「負責」並不等同廉政公署條例第五條的「符合行政長官命令及受行政長官管轄下」。我認為「負責」不應包括接收「命令」或受制於某人。我們需要問：《基本法》有否阻礙立法會檢討及修訂廉政公署條例？如果沒有，條例應如何修訂？
我認為字眼如「符合行政長官命令及受行政長官管轄下」等可以刪除；而《基本法》第63條規定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當中「不受任何干涉」的字眼反而可以加進去。這樣做，除符合《基本法》之餘，更可摒棄過往40多年沿用已久，但對世界級反貪組織的生存構成威脅的歷史包袱。
另一個需要考慮是否應該「演變」的，是副廉政專員在許多情況下，也同時是執行處首長。由於副廉政專員與廉政專員一樣由特首任命，而在廉政專員缺席時，副廉政專員又同時需要代任廉政專員，那執行處首長會認為他／她差不多與廉政專員同等重要，這對執行處來說並不理想。更不理想的是，執行處並非與廉署內另外兩個部門——防止貪污處和社區關係處——的權力看齊。事實是，副廉政專員並無需要同時出任執行處首長，這項過往慣常的安排，必須作出改變。
此外，為何廉署條例內沒有提及廉政專員的任期？今時今日，條例是否有需要清楚訂明廉政專員的任期，及如需解僱的程序和條件？以上多項不合時宜的條文及安排，都反映有需要成立獨立委員會，對廉署的工作作出檢討。
近日，我從報章得悉，本港廉署的員工士氣低落。我對這些東西不太清楚，故不方便評論。不過，我可以談談帶來高昂士氣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安全感、聘用條件、揀選程序的嚴謹性、使命感、公平的表現評估制度、清晰的行為守則、與專員的溝通機制、同事的互信與支持、紀律性等等。我相信以上因素，將會有助維持廉署員工的士氣，及願意為廉署的「使命宣言」——「廉政公署致力維護本港公平正義，安定繁榮，務必與全體市民齊心協力，堅定不移，以執法、教育、預防三管齊下，肅貪倡廉」所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