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多安、特朗普和未來世界

無論是土耳其還是美國的變化,或者其他重大的變化,都意味着人類已經面臨一種新的歷史。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準備。
最近發生的兩件國際大事情是人們不應當忽視的。在土耳其,軍人發動政變未遂,總統埃爾多安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整肅和國家機器重組。在美國,特朗普被正式提名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對這兩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情,已經有鋪天蓋地的評論,但誰也沒有把這它們聯繫起來,探究之間的聯繫。這兩件事情在今天的確毫無聯繫,但設想一下30年後或者50年後的世界,未來的新歷史是從這兩件事情開始。
 
如果把這兩件事情視為兩篇文章,不難找到主導這兩件事情進展的一些關鍵詞,包括宗教、民主、憤怒、亂局、變化等。可以從三個層面來探究這兩件事如何可能在未來的歷史中發生關聯。
 

埃爾多安與特朗普可比

 
首先是國內層面,也就是兩國國內的變化。在土耳其,歷次政變都是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間的較量。近代以來主導土耳其政治的三個主要要素,即軍隊、宗教和民主。奧斯曼帝國的存在長達六個世紀,在極盛時期的版圖橫跨亞非歐三大洲。奧斯曼帝國是政教合一的政體。從奧斯曼帝國向土耳其共和國的轉型,就是從宗教權力向世俗權力的轉型。在這個過程中,近代軍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奧斯曼帝國面臨西方的民族國家政體而解體。軍隊是土耳其近代政治的主體,在任何國家,軍隊必須是最具現實主義精神的,也是最嚮往現代化的。在軍隊主導下,土耳其共和國實行政教分離。現實中,因為民主的需要,或者是文人在軍隊的支持下執政,或者是軍人脫掉軍裝來執政。儘管土耳其接受了西方民主形式,但這是一種精英政治,軍官、政府官員、世俗化的教育人員和中產階級是國家政治的主體,掌控國家政權。
 
和歷次政變一樣,這次政變的主要原因也是以軍隊為代表的世俗力量,對國家政權的宗教化感到非常不滿。近代以來的世俗化的進步不小。埃爾多安總統說這次政變的人士已經滲透到軍隊、政府、教育界等各個領域。儘管埃爾多安所說的這些人是否都參與了政變,人們不得而知,但這個說法也說明了土耳其近代以來世俗化的成就。經歷了那麼長時間的世俗化,土耳其國內的各個領域已經相當世俗化了。儘管世俗化背後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宗教力量,但這種不斷壯大的力量往往被忽視。實際上,大眾民主的發展已經再次把國家政治和宗教有機結合起來了。
 
代表世俗力量的軍事政變被鎮壓,這具有重大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說,軍事政變的方式已經過去了。在大眾民主時代,軍隊不再能夠像從前那樣具有自主性了,只要老百姓(包括宗教力量)不接受,政變就沒有合法性。從歷史來看,先有近代軍隊,後有近代民主,民主因此也是任何國家現代化的象徵。但大眾民主同樣也可以促成宗教和政治的結合。在土耳其之前,埃及已經經歷了大眾民主和宗教政治的結合,即穆斯林兄弟會通過大眾民主執政,但因為以軍隊為核心的世俗力量仍然足夠強大,通過民主而執政的宗教力量再一次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不過,這次土耳其則成功了。有足夠的理由擔心,土耳其會再次走向奧斯曼帝國時代的政教合一體制。
 

美國民主內部發生巨大變化

 
美國一直是民主的象徵和重鎮,但內部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迅速推進,政府對資本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資本仍然繼續獲得巨額利益,但普通老百姓愈來愈成為受害者。同時,恐怖主義不斷蔓延。美國的既得利益集團,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沒有能力改變這個局面。不僅如此,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並不想改變現狀。如果土耳其表現為軍人政變,美國則表現為人們利用民主方式的「反叛」來懲罰精英階層。在今天的西方,不管使用怎樣的方式,只要能夠懲罰精英階層,老百姓都是能夠接受的。英國的公投可以視為是民眾對精英的懲罰,因為英國脫歐,所犧牲的大多是精英的利益。
 
美國共和黨人克魯茲(Ted Cruz)現在已經出局,但剛開始時,他也是利用宗教力量起來的。儘管遭到整個建制的打壓,特朗普還是起來了。儘管特朗普演講中充滿了在建制派看來難以接受、反感甚至厭惡到了極點的語言,但他至少仍然是一個世俗主義者。如果這次特朗普不能當選成為總統,美國的情況還會繼續惡化。數年之後,克魯茲必然捲土重來,或者出現類似克魯茲那樣的政治人物,動員宗教的力量來爭奪總統的位置。如果美國不能得到改變,變革的力量會繼續積累成長,直到變革的實現。
 
區域層面的變化是顯然的。奧斯曼帝國解體之後,整個中東的秩序,無論是內部還是區域秩序,都和外力的介入相關。近代以來,西方帝國主義強勢介入中東事務。二戰之後的中東秩序就是美國和西方主導下所確立的。冷戰結束後,美國便主導了中東秩序。中東的區域秩序沒有足夠的自主性,因此一旦美國開始衰落,中東的秩序便也跟着動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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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