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租」（rent seeking）本是經濟學概念，但迅速成為公共政策和大眾傳媒範疇廣泛使用的名詞；1960年代此概念面世不久，就成為貫通歷史、政治、經濟的分析工具，更是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重點之一。在經濟學上這是貶詞，用以形容有損政治和經濟的活動。
一般情況下，土地、勞動力、機器、資本等生產元素的擁有者，只能賺取正常利潤，皆因市場競爭會一方面消弭企業及個人過高的利潤，另一方面把虧損者淘汰於市場之外，足以扳平回報。這正是 Adam Smith 所謂「無形的手」定理（invisible hand theorem）。
這些生產元素擁有者唯有利用同業聯盟（cartelize）或壟斷（monopolize）手法，才能取得高於在自由競爭市場所得的回報：例如銀行壟斷信貸供應、工會壟斷人手供應等等；要達此目標，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游說政府立法規管，製造進入市場的障礙。
游說政府屬於政治行為，會產生激烈競爭，因參與的不同團體可為同一或相反的目標進行游說；經濟學家把這游說活動稱為「尋租」活動，因其最終目的乃在於取得高於正常市場競爭所得利潤的經濟租金（economic rent）。
箝制競爭弊病
經濟市場的競爭可降低成本、促進創新；無論市場上現有參與者或新加入者，都可隨時對成功企業或個人構成威脅，競爭恆常處於緊張狀態。創新者即使最初可憑新產品或優良產品賺取較高利潤，然而競爭對手一旦後來居上並構成威脅，高利潤便會隨之消失。
至於政治「市場」，競爭目的往往在於爭取政府限制新公司進場，業界中人得以通過同業聯盟手法，賺取高於市場競爭的回報。雖然限制進場並非尋租者的唯一目的，但長遠而言，可說是確保獲取高經濟租金的最有效措施。
消費者乃是經濟競爭成敗的最終仲裁人。市場競爭有助帶動創新、提升效率、促進增長，以及增加消費者的自由選擇；相反地，政治競爭的目的是阻礙後來者加入市場，只會削弱經濟競爭、降低效率和創意，而且減少消費者的自由選擇。
尋租屬爭取高回報的政治競爭，只會降低效率和創意，有別於以經濟競爭方式尋求利潤；是以尋租活動對經濟毫無建樹，且有礙生產力與發展。由此衍生出同業聯盟和壟斷手法，以游說方式爭取經濟租金，過程中削弱經濟競爭力、造成社會分化、政治包容性減低、自由備受壓制。阻礙後來者進場等於制造特權，傳統社會的世襲權利是其中一種方式。
國家與經濟
已故 George Stigler 教授曾經重新指出，由國家矯正市場不足並妥為分配收入的良好意願，既失諸偏頗亦屬一廂情願；其實更貼近現實的看法，是國家為了敷衍各方不遺餘力製造經濟租金且據為己有的說客，而推行種種規管措施。
尋求自利的游說活動，有時須打着爭取公益的旗號，以爭取成功。Stigler 極力主張在審視政府行為時，必須著眼於實際效果而非所宣稱的原意。根據實證所得，同業聯盟、壟斷，以至大部份政府限制市場競爭的規管措施都由尋租活動造成。Stigler 認為，除非在戰爭或動亂時期，否則若要促進競爭和增長，小政府始終勝過大政府。
這種看法無疑等於 Adam Smith 早已提出的觀點：壟斷權力源於政府當局而非商界合謀。世界各地的商界總有同業聯盟密謀抬價的行為，但都是因為有政府介入阻撓未來競爭對手，才能成功，歸根究柢，市場競爭是商家頭號大敵。
受政府高度規管、經常與政府互有溝通的行業，通常有較多尋租活動。建造、發展、運輸、採礦、能源、通訊等行業每每較多受政府規管，規管的實際範圍與尋租活動的多寡都因不同國家與行業而異。
尋租活動在小市場大政府的經濟體較為普遍，皆因由政府分配的社會資源（或生產元素）所佔比例較大，實行大政府及計劃經濟的社會，較易出現尋租活動，效率和創意也較低。近35年來，中國內地經濟錄得高增長，是因為成功遏止和貨幣化尋租活動、限制政府功能與及增進市場競爭的結果。
香港的「小政府、大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與中國1979年之前的發展策略實有天淵之別。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香港經濟起飛，內地卻在該數十年間，以資本密集重工業作為工業化策略重點，令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作為一個整體勞動力過盛的經濟體，中國當時的發展策略顯然與其競爭優勢自相矛盾，由於依賴官僚體制壓抑市場競爭，以致效率、創意及經濟增長，均備受打擊。後來內地經濟取得前所未見的高速增長，皆因能對症下藥，矯正先前國家資源錯配，並建立促進市場競爭的新制度，成功遏止和貨幣化尋租活動。
在改革過程中，雖然貪污賄賂在尚未全面改革的經濟中日趨猖獗，但相對於舊經濟時期而言，尋租活動已大為削減和貨幣化。為何貪污賄賂沒有拖慢內地經濟增長？這須從尋租活動中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的作用說起。
租值消散
租值消散是尋租活動中損失極大的一個環節。尋租活動目的在賺取較正常競爭所得為高的利潤，透過壟斷或同業聯盟都是其中的方式。參與其事的個人或企業，須動用資源游說政府官員及政界中人，以期獲取高利潤。
此等籠絡政界所花的資源並無既定形式，包括聘用說客游說政府及政界、發動宣傳攻勢影響輿論、資助作者及輿論領袖鼓吹公眾支持、組織抗議或倡議者舉辦集會支持或反對某種結果等等；這些資源由游說成功而取得的較高經濟租金負擔，若游說失敗，則動用的資源更會白白浪費。
此外，其他利益相關團體亦會動用資源游說政府，以取得經濟租金，並非每個團體皆能成功，其中或會有團體力阻經濟租金產生，以免有關利益落入其他團體手中；事實上，所牽涉團體為此而動用的資源，可能已超越目的租金的數目。
尋租牽涉的支出皆屬非生產性，因為只是轉移收入而非產生收入，受聘的說客、廣告商、作者、倡議者，原本都可把時間心力投放於具生產性的活動。容許市場競爭之後，中國內地經濟的尋租活動隨之減少，得免虛耗大量資源。
把寶貴資源花在非生產性尋租活動（如游說、廣告、倡議），即屬租值消散，白白浪費社會資源，且所費非輕，實在有損經濟。尋租活動導致不需創意和實幹即可得到回報，社會於是漸趨分化，對此現象坐視不理的政體變得貪污腐敗，失去民心，若未能及時挽回頹勢，必會為整體社會帶來大災難，正如內地1980年改革之前的景況。
正如 Kevin Murphy、Andrei Shleifer、Robert Vishny 等教授在他們的合著中指出，尋租行為的最大弊端，在於鼓勵個人以尋租為業，造成社會上人力資源錯配，白白浪費頂尖人才。
三位教授以法律系收生人數作為個人以尋租為業的趨勢指標，並以工程系收生人數作為個人創業的趨勢指標，對1970 至1985年間55 個抽樣國家進行研究，發現當大學法律系收生人數較高時，經濟增長較低，而工程系收生人數較高時，經濟增長則較高。
事實上行賄是進行尋租活動的其中一個門徑，假若貪污行賄合法，則可更有效、花費更少地進行游說，達到尋租目的。但不可不知，公然私相授受的貪污風氣雖或會在經濟上較具效率，但會造成社會分化，減低政府的認受性。中國開始改革旳那些年，公然私相授受，尋租活動貨幣化的情況就極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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