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導演楊紫燁：鏡頭是我的利刃

2014年香港紀錄片《爭氣》的導演楊紫燁，曾憑《潁洲的孩子》（2006年）得過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她年輕時旅美求學，《潁》卻在中國拍攝，說是「在美國磨利把刀，在中國尖銳地運用出來」。回頭看她說自己很幸運：2009年前，環境比較開放，近幾年政府換了，媒體的環境都收窄了。

Ruby 說紀錄片深入人性，發掘生活，有時研究了一個題材多年，搜集過多方資料，到達現場卻會發現一切都不一樣。細節要用心咀嚼，思考要靈活變通。導演也會目擊許多不同人物的觀點，應該包容。「真人真事，不會受你控制，不會任你安排。」所以她會縮小自己，好去旁觀真實。

她一直關懷身份問題，年輕已開始以亞裔美國人為題製作電影。1980年代，美國人比現在更不了解亞裔，甚至分不清中國人、日本人、越南人，她於是拍攝電影來表彰他們的分別。另一部獲奧斯卡提名的《仇崗衛士》，則紀錄農民蛻變為公民的抗爭經歷。1996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她開拍《風雨故園》，探討香港人身份問題。——來到2016年，她又想不如再拍一齣《風雨故園》，仍舊思辯香港人身份。「或者也不一定直接討論身份問題，可能說一個故事，中間涉及這問題吧。」

近作是亞洲青年管弦樂團的紀錄短片 In Search of Perfect Consonance 。拍攝長片她常選定主角着力描寫，這齣短片主角只有音樂。原構思是刻劃音樂如何改變團員生命，在現場她卻發現新素材，遂敲定要紀錄音樂如何聯繫人心。筆者瀏覽樂團網頁，讀過一則動人故事：有一位中國團員，祖父戰時被日軍殺害，卻獲派寄宿日本家庭，萬不情願。入住之後，她漸漸學懂與寄宿家庭和洽共處。指揮見她小心翼翼抱起襁褓中的日本孩子，知道心結終於解開。Ruby 又告訴筆者，樂團指揮 Yehudi Menuhin 本是小提琴家，後來獻身人道工作，立志以音樂成就和平。原來25年前亞洲青年管弦樂團成立之時，亞洲政治分裂，中日關係緊張，台灣、大陸針鋒相對，中越關係在戰後亦尚待修補。樂團肩負着歷史使命，要讓亞洲青年在音樂裏、在遊歷中，相遇相知，相伴成長，超越國家的對立，學習另一種共處方式。

每當紀錄片拍攝完畢，進入後期製作，Ruby 說她真正的工作就開始：用從導演角度拍攝的材料，剪輯好故事。今日觀眾注意力短，對畫面的要求也高於過往。鏡頭要有美感，要懂得說故事；運用得好，就「不需要說很多」。《潁州的孩子》敘述愛滋病孤兒遭親友遺棄，她說其實用一兩個好鏡頭，表達那種孤單准夠了。

不同於許多香港紀錄片，她很少用旁白（voice over，VO），製作難度更高。她笑說：「你試試叫一般編導不用 VO，他們會告訴你，很難啊！」香港的電視紀錄片以大眾為對象，多取材於時事報道，用 VO 理清脈絡，觀眾才容易明白。她說這不免影響普羅觀眾對紀錄片的印象，以為紀錄片必然如此。幸而新一代觀眾看電視作品，已不限於本地電視台，會上網收看不同國家的製作。

可惜紀錄片始終少人願意付費入戲院看，她說《爭氣》多得電影同業推廣，是個奇跡。香港市場要發展，每年至少要上映一齣紀錄片，而且要「大家都知道有紀錄片可看」。片也要拍得好，片商才樂意推廣。Ruby 回想年輕起步時得種子基金支持，電影才開得成。外國政府多會撥款支持紀錄片，香港雖然也有人贊助製作、場地，卻未必足夠拍攝者生活。她希望贊助款額可以多一點，審批可以寬一點。「我指導過不少年輕人，都覺得拍紀錄片很難維生，要同時從事其他工作。」導演的熱情要經受得起考驗。她憶起旅居美國，題材都自己一手一腳發掘，然後寫計劃書申請資金。「其實很辛苦。拍一套戲又多數要兩三年，我只是很想去做。」

稍後的《潁州的孩子》，幸得中國一筆豐厚的資金支持，才得以拍攝。她明白年輕導演成長不容易。去年應邀來香港大學擔任「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她向利希慎基金申請創立「香港紀錄片拓展種子基金」。這個基金與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事中心合作，也得 CNEX 和香港國際電影節支持。2016年，基金在40多份申請中選出三份，贊助最多15萬元製作費。題材均與香港有關，香港永久居民優先申請。

栽培後秀，她除了爭取資源，也親力親為。來到港大，她每年教一個學期書，每學期花四星期教學生拍攝紀錄片。她專心教授拍攝與剪接，理論與觀賞交給拍擋、訪問教授 Nancy Tong 執教。「好老師會和學生有知性交流，刺激他們求學。」她說學習到底是尋覓自己熱情的過程，尤其藝術，只能啟導（mentor），不能教導（teach）。老師與學生一同觀賞作品，討論所得，可以鼓勵學生思考。選修紀錄片的港大碩士學生，會四人一組拍戲，由 Ruby 與 Nancy 共同指導。她們會挑選電影給學生參考，與學生討論鏡頭運用與電影結構。

Ruby 回憶在美國讀碩士時，常與老師單對單交流。「老師與你一同看戲、拍戲，問你：為什麼要用這個元素？這個鏡頭意義何在？——其實電影背後的理念（thought behind the film），緊要過你實際拍的過程。」

她說剛過去的學期，港大學生作品之佳，教她「喜出望外」，說時一抹喜慰飛上眉宇。「碩士功課很多，同學學習不過一年，拍攝主題已經表達得很好。」學生作品都見深度，有探討身份問題者，也有關懷來港尋求庇護者。又有內地學生在故鄉不能拍、不敢拍 acitivism，來到香港才能揮灑自如。

她拍戲喜歡訪問年輕人，喜歡他們願意講真說話。問拍攝經歷可有啟發她教育後輩，她回憶亞洲青年管弦樂團的三星期訓練營，旨在啟導成員互相合作，非只訓練音樂技巧。不同國籍的老師、團員，一同生活，彼此成就。她又說《爭氣》原意是紀錄年輕人自己的蛻變，現場卻發現沒有老師，就沒有蛻變。好老師如好園丁，懂得收拾庭園，滋養年輕種子成長。她近來拍攝電影，都帶着親自訓練的年輕人一起工作：有《爭氣》時訓練的學生，有港大學生，也有香港演藝學院學生。她說：「我希望用這把磨利了的刀，擔當年輕人的師傅，教好徒弟。」

香港出生，1977年從香港移民到美國三藩市 ，先後取得繪畫和電影製作碩士學位 。曾導演和剪輯多部影片和紀錄片，並獲得多個國際奬項，包括奧斯卡奬、艾美奬、 Alfred I. duPont–Columbia University Award 等。

楊氏執導的《潁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追蹤採訪安徽阜陽潁州地區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詳細紀錄當地愛滋孤兒的生活，2007年獲得第79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奬和許多國際奬項。另一影片《仇崗衛士》（The Warriors of Qiugang）講述安徽省仇崗村村民與當地一家化工廠抗爭的經歷，2011年獲得美國奥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提名。同年受邀當選奧斯卡金像獎評委 。

楊氏亦是《成為美國人：華人的經歷》（Becoming American：The Chinese Experience）系列編導。此系列紀錄片獲四項艾美奬提名，2003年在公共電視台 PBS 播出後獲得公眾極大關注，已被美國多所中學、大學定為教科書和亞裔研究教材。

現居香港， 2013年9月獲香港大學邀請擔任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