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半個世紀前爆發，當時世界各地的政治意識形態普遍向左傾，兩年後，亦即1968年，學生運動席捲歐美，我正在讀中五，很快就發覺中國以至全球各地學生，都把社會上不平等和不公義現象歸咎於資本主義，但對我來說資本主義只是一個經濟名詞而已。
那年暑假，我細讀《共產主義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以了解資本主義。也許是受到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學說影響，我隨後決定修讀經濟學，結果碰巧考上了芝加哥大學，可是其經濟學系與馬克斯主義卻是背道而馳。
制度的自由程度
在芝大期間，我對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以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自由、民主理想如何不同，都增進了不少知識，對下列三種見解尤其深刻。
第一，資本主義對個人自由的保障大於社會主義；後者崇尚集體自由，對個人自由的威脅大於資本主義。
第二，自由民主制的政治理想，較幫扶資本主義，而民粹民主制的政治理想則貼近社會主義。
第三，民粹民主制的政治理想往往導致專制。
上述首項見解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公民可以擁有私人產業，產權獲得承認，若產權受到國家威脅，持有人可在產權未被侵犯前帶同私人產業離開本國。由於承認私人產業權益，資本主義確保公民享有較大程度的個人自由。
反觀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公民既無私有產權，個人權利一旦受到威脅，雖有出國自由，但無產業可帶走，其選擇權大受削弱。說資本主義制度對個人自由保障大於社會主義，而後者對個人自由的威脅甚於資本主義，關鍵在於私有產權，這正是個人自由根基之所在。
除了私有產權，個人權利還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此等自由不同於私有產權，但它們彼此之間往往互相關連，例如外匯管制規限個人購買外國貨品和擁有外國資產的自由，要知道這同時限制了購買個人信仰的外地宗教書籍，換言之等如間接限制信仰自由。外匯管制看似只用於規管經濟自由，但其實也限制了信仰自由。
自由的公私範疇
從歷史可看見第二種見解，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和 John Locke（1632–1704年）提出維護自由民主制所需的哲學理念。Hobbes 視國家為人民自發選擇的社會契約，脫離「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中無政府和暴力兩大特徵，透過國家契約確立政治秩序，象徵人類文明得以實現。
Locke 更進一步認為人類文明不僅在於脫離無政府及暴力狀態，更孕育出個人自由；國家職能除了避免人類文明重墮這兩大深淵之外，還在於作出開明的政治安排。
在 Locke 眼中，人類天生理性、包容，由此推論，但凡個人都應能在法律框架內，就互認權利的適當範圍和內容達成共識，而社會契約則締造國家憲法權限和分權制度安排，促進人類在自由的環境中興盛發展，利己利人。個人權利與私有產權受到國家充份承認、保障和維護，國家權力受到適當約束，防止無理干涉個人自由。個人的私人與公共事務範疇壁壘分明，國家無權任意干涉私人範疇。由此確立的施政制度即自由民主制，為個人自由以及資本主義經濟提供保障。
相反，Rousseau（1712–1778年）的自由民主觀則主要從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角度出發，在其著作《Discourse on Inequality》（1754）及《Social Contract》（1762）中，提出人類文明侵蝕人類道德。他視人類為大自然的「高貴野人」（noble savage），在習染文明之前獨來獨往、自給自足，為求存活而殺戮；在大自然中，人人生而平等、無分貴賤，但私有產權一經確立，頓成人類社會的萬惡之源。
這種大自然本屬浪漫伊甸園的想法，與 Hobbes 的學說實在南轅北轍。Rousseau 認為文明和私有產權是對人類的詛咒，確立私有產權，就為一切不平等和不公義播下種子。社會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否定和痛恨私有產權的立場，可說是由 Rousseau 學說而來。
Rousseau 有意通過社會契約徹底改變人類文明，讓人人平等參與，建立「公意」（general will），亦即民眾意志 、集體意志 、主權意志，但這種「公意」建基於否定私有產權的社會主義之上，而非在 Locke 學說中保障私有產權的資本主義。
Rousseau 的主張真可說是石破天驚，聲稱現狀為頹唐腐敗，要全盤推翻，為未來開創新局面；法國大革命可算是真正傳承了 Rousseau 的理念，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若單以群眾運動方面的表現而論，亦屬類同。
民粹的專制因子
最後看看第三種見解。Rousseau 提出的「公意」，是以集體自由取代個人自由。假使大眾只有單一意志，則社會上再無個人自由選擇空間可言，「公意」於是化為高壓手段，進一步將政治推向專制之途。
若說政治選擇是「公意」的體現，那麼無論任何政治決定，都代表社會廣大民眾的意志，如此一來，政治選擇也就變得異常寶貴。要是憲法制約或分權制度對社會大眾的寶貴選擇構成障礙，則需一一予以掃除，這便演變成國家權力專制。
民粹民主制會不期然引致專制。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可怖行為，實源自 Rousseau 的「公意」。1789年8月4日晚上至翌日早上八時，法國國民議會一共通過30項法令，廢除一切封建權利及欠款，瓜分貴族領土給予農民，此舉將法國法制及社會結構徹底改變，隨後極端主義及暴行日益猖獗，以致國民甘於接受拿破崙的獨裁統治。同樣，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極端主義及暴力行為，亦有其相似之處。
自由民主制度之下，民選的代表任期有限，選民有時會作出不智甚或欠妥的政治選擇，民選代表或會力有未逮而表現不濟，投票本身可說毫不寶貴。社會上不同個體利益難免各有不同，政治是避免使用不必要暴力的一種管治社會方法。在聆聽社會分歧的同時，政治亦力求尊重分歧，避免過度或經常介入，是以政治承認、保障、維護個人及私有產權。為確保自由，實有必要以限制任期及設定權限等方式來限制政府權力。
事實上，Rousseau 的民粹民主和 Locke 的自由民主，都以「多數決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為原則，兩者的「多數決民主」究竟有何分別？缺乏個人及私有產權保障的「多數決民主」，傾向於專制和社會主義；不在多數聯盟陣營的任何個體，較易也較多受到打壓，私有產權既無保障，個人的私人生活空間亦會壓縮。相對而言，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受壓程度較輕，資本主義運作起來也較為輕鬆。
在20世紀之中，有大部份時間對民粹式「多數決民主」的憂慮，在於個人及少數權益會否因向民主大多數讓路而被侵犯和犠牲。近數十年來，多數聯盟則往往由大量關注不同利益的小眾成員組成，他們彼此間鲜有共享利益，是只因利益結盟的機會主義者。
一向以來對多數專制的憂慮，逐漸轉為懼怕小眾專制（且經常更替）的惡果，政治日益分岐，小眾往往掌握否決權，左右政治決定、延誤落實政策。政治僵局在世界各地已成普遍現象，有作者更公開稱之為「權力終結」。
在上一世代，與政治抬槓的團體相繼崛起，他們不再信任政界中人，反而寧願孤注一擲，改為支持全無從政經驗的一群。在寄望於政壇新人之餘，這些團體更否定政治妥協——亦即保障個人自由，限制專制措施範圍與程度的必要元素。
短期之內，香港難免仍須面對政府管治失效和政治僵局，可惜這只會令社會更傾向要求專制，自由民主不得不向民粹民主讓路，也實在是現今世代的惡運。有人申辯香港並無民主，但可悲的是我們卻有民粹主義和選舉，因此，我們的制度難以產生任何解決政治爭議的方案。
要解決眼前的政治困局，政改在所難免，但當務之急，港人必須撫心自問，到底要的是自由民主抑或是民粹民主。要尋求自由民主的出路，恐怕已是時日無多。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