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弗格森香港演說：剖析中美共同體

 

撰文：雄學琛，亞洲週刊撰稿員。

 

2007年，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基辛格傳記《基辛格：理想主義者，1923至1968》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首先提出「中美共同體」（Chimerica，也稱「中美聯合體」、「中美共治」） 一詞來形容中美經濟體的結合，巧合的是 Chimerica 和希臘傳說中集獅羊蛇於一身的妖怪 Chimera（喀邁拉）只相差兩個英文字母，彷彿暗喻中美相互糾纏和複雜的外交關係。

 

20世紀90年代初，隨着蘇聯解體，「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轉變為美國獨霸全球的單極局面，美國作為二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長期主導着國際政治秩序的發展和演變。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隨着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崛起和已發展國家的相對衰落，國際政治產生了變化，呈現多極化跡象，中國和美國的相互依存度大幅上升，特別是在經貿領域。對此，弗格森認為，這是代表「中美共同體」（Chimerica）的誕生——美國和中國在未來40年間的共生關係將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平衡。

 

 

弗格森研究經濟金融史的出身令他在了解世界事務時十分重視商業利益，並且對自由市場經濟十分祟尚，其保守主義和現實主義思想某程度上和他正在寫傳的基辛格心靈暗通，還一脈相承「對蘇俄的恐懼」（Russophobia），當年由基辛格謀劃的尼克遜主導訪華之旅，背後就是聯華制蘇的謀略。他亦毫不掩飾對奧巴馬的憎惡，以及如何擁抱共和黨保守主義的重商價值，更多次為共和黨總統大選候選人站台。

 

 

弗格森認為，從1998年到2007年間，「中美共同體」貢獻了全球經濟產出的1／3以及世界經濟增長的2／5，兩國的國土面積佔世界陸地面積的一成三，擁有世界上大約1／4的人口。因此，兩個經濟體加起來就成為了世界經濟的關鍵推動力。而早在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帶來一條溝通的渠道，亦為之後的尼克遜訪華和中美建交打下基礎，埋下了37年後中美共同體的伏筆。

 

基辛格很多時候都被視作是現實主義的同義詞，那就是把權力和國家利益作為評估外交政策的唯一維度——從推翻智利左翼總統阿葉德、入侵柬埔寨、美蘇核武協定到1973年中東和談，處處皆見馬基維利式的冷峻和計算。弗格森對此並不認同，他認為基辛格至少在一半生涯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他表示，當年基辛格在哈佛大學就讀時，大量學習了自由主義祖師爺康德（Immanuel Kant）的著作，成了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而基辛格的學士論文《歷史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istory）就是一個對康德哲學致敬的作品。基辛格的主要論點是「自由是生命的內在經驗，是把生命看作一個做出各種富有意義的選擇的過程」。

 

弗格森認為，除了自由主義哲學，基辛格在哈佛學到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歷史是理解國家安全問題最關鍵的因素。他引述基辛格在1957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中寫道：「研究外交事務必須考慮歷史背景，否則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結論。」

 

弗格森批評很多決策者都對歷史無知。他說：「我們要避免掉進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要找出共同利益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無關痛癢的島嶼上。這是一個歷史學家的忠告。最終，寫基辛格的原因就是和基辛格本人一樣應用歷史。如果你不知道中國的歷史，你怎麼可理解習近平的外交策略？」基辛格對於現今中美關係的意義是什麼？相互糾纏的中國夢和美國夢有什麼共同利益？弗格森對這一話題進行了深入的解讀。弗格森對記者表示，他不同意奧巴馬重返亞太的戰略，又指其外交政策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混合體。

 

以下是弗格森訪港接受媒體訪問時的摘要：

 

 

當「重返亞洲」這個詞第一次出現時，我就已經說抽調中東資源集中在亞太地區，以抗衡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加的影響力的想法，是把國際問題過度簡化。美國需要一套內在連貫性更強的戰略去應對所遇到的挑戰。更理性的做法是鼓勵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擔當一個建設性的的角色。例如中國對中東能源依賴日深，加上美國在當地影響力日減，理應更有動力在中東事務上成為一般穩定性力量。

 

第二，圍堵戰略是冷戰時代的產物，不適用於當今世界格局，世界不該是如此運作的。諷刺的是，2014年，在《紐約客》的一次訪問中，奧巴馬說他根本沒見過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喬治．凱南就是開闢圍堵戰略（containment）之人，是基辛格眼中美國外交政策的英雄。中國現今只和鄰國在一些島嶼有主權爭議，和當年美蘇對峙不可同日而語。回到基辛格的哲學思想，他十分反對圍堵戰略，而提倡「共同成長」（Co-evolution）。「共同成長」可以說就是基辛格版本的中美共同體。我們需要留心不要掉入陷阱，這陷阱就是我們太多關注衝突，看不出共同利益，只聚焦在島嶼爭端上。

 

 

我認為 TPP 得到多於它應得的關注。它的可能性被美國國會扭轉了。當我們回顧，我們會將它看作奧巴馬執政晚期之「可能發生的事」。我們有強勢保護主義者特朗普和不支持 TPP 的希拉里。更好的選擇是在國際機構的平台上如 WTO 繼續爭取非關稅形式的自由貿易，而非去追求區域性自由貿易體。在美國內部 TPP 受到的反對聲音亦不少。

 

 

我不認為這是理解外交政策的一個很好的方法。奧巴馬外交政策揉合了尼克遜般的現實主義和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義情懷。實在有太多例子可證明奧巴馬可像尼克遜般「現實主義」，如支持埃及的反政府力量和全球監聽計劃。有趣的是，有些人聲稱特朗普支持者認為的外交政策將更具有「現實主義成份」，恕我難以理解。

 

你是否認同中國正在建立「中華中心」的國際體系而不是融入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亞民族國家體系？（1648年歐洲的30年戰爭結束，歐洲各國簽訂了一系列和約，確定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準則，被認為是現代國際關係體系之起源。）

 

基辛格曾指出，亞洲如果發展出威斯特伐利亞系統（Westphalia System）般的體系和權力爭奪是十分危險的。同時，你可見到歐洲正從威斯特伐利亞系統轉向歐盟一體化。就外交政策而言，我們很難做一個明確的劃分，中國的外交政策更像一杯雞尾酒，混和了帝國的傳統和歐洲的舶來品。

 

 

這是兩權相害取其輕的選擇（choices between devils）。很難相信特朗普做了總統不會做一些反中國的事情，特別在關稅和中國南海爭議議題上。我認為希拉里是更具可預測性，並在這個意義上更安全的選擇。我認為希拉里不會對中國太咄咄逼人，因為她明白美國有更大的問題在中東和非洲，特別是在東歐。現階段很難預料她會否調整奧巴馬對華策略。有一樣肯定的是，如果我們擔心希拉里上台會損害中美關係，特朗普將會更差。我在北京聽到一些朋友說，「他是一個商人，我們就可以和他做交易」，我認為這是低估了他的反全球化政策主張。另外，很明顯特朗普是會和普京友好的，我們擔心他想要與俄羅斯走得近。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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