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主義崛起，美國（甚至整個西方）精英階層一片愕然。當特朗普剛剛開始加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競選時，沒有人認為他是認真的；之後特朗普一次又一次地闖關向前推進時，也沒有多少美國精英相信，特朗普可以走到今天的這一步。當他們意識到今天的特朗普已經勢不可擋時，才醒悟過來，意識到美國民主竟然也能產生這樣一個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候選人。
為什麼特朗普能走到這步？
美國（西方）的精英階層包括主流媒體，對特朗普從來沒有抱過任何好感，也沒有浪費任何機會來嘲諷和譏笑他。當然特朗普也沒有對整個精英階層有任何好感，他幾乎是在和整個精英階層對立的過程中走過來的。美國的精英階層似乎沒有了制度反思能力和批評能力，到今天為止還是停留在技術層面上，來討論特朗普為什麼能夠走到今天。他們沒有問為什麼那麼一個他們完全看不上眼的特朗普，會被平民百姓所擁護，甚至由衷的愛戴。
在世界各地，特朗普被普遍地視為蠱惑民心的政客（demagogue）。蠱惑民心的政客是民主的一大敵人，這在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作品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這種類型政客的產生，是民主政治的內在一部分，不管人們喜歡與否。在西方精英民主階段情況要好一些，精英還有所自我節制，但到了大眾民主階段，這種類型的政客已經變得不可避免，並且愈來愈盛。從理論上說，民主政治不可能避免任何一種類型的人闖入政治舞台。即使是政治瘋子，無論使用怎樣的方式，只要他能夠吸引到足夠的選票，就能成為政治的主人。民主政治從來就難以保證最優秀的人被選舉成為領導人，也不能避免最壞的人當選成為領導人。
這裏姑且不去討論特朗普是不是蠱惑民心的政客，是否真如美國的體制內精英所描述的那樣，重要的是要去理解特朗普主義崛起的背景。特朗普主義現像是今天世界的普遍現象，那就是民粹主義的崛起，無論是右派民粹主義還是左派民粹主義。在發達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義勃興，包括美國的特朗普、法國國民陣線、右派的德國新選擇黨、英國工黨等，都是這種現像的產物。在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亞洲的菲律賓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也都存在着民粹主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民粹主義流行於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社會還是不發達社會，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各國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有沒有民粹主義，而在於政治人物有沒有鼓動民粹主義，政府有沒有能力來控制民粹主義。一些國家有能力控制，一些國家用民主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另一些國家則通過暴力的社會運動表達出來。
體制外力量已經成長
並且，民粹主義運動表現在政治上，就是草民階層與精英階層之間，或者體制外和體制內之間的激烈衝突；並且在兩者的較量中，有些國家和地區已經出現草民和體制外贏得勝利的局面。例如，被視為菲律賓特朗普的杜特爾特已經當選總統，而出自社會底層的薩迪克汗，則擊敗了貴族出身的候選人而當選為倫敦市長。在其它很多國家，體制外力量已經成長，擁有了足夠的力量和體制內力量進行競爭。
今日世界民粹主義的崛起，至少說明了三大發展趨勢。第一，民主的良好運作並不僅是擁有良好的選舉制度，而是需要其他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配合。一旦這些條件弱化，民主制度的運作就會出現問題。激進民粹主義崛起表明，今天民主的社會政治生態正在惡化。第二，從西方到非西方，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今天各國內部的社會秩序出現了巨大的問題了，整個世界面臨着新一波社會革命。第三，內部秩序出現問題必然影響到國際關係。誠如克勞塞維茨所說，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民粹主義延伸到國際舞台，就是民族主義的勃興。今天的世界充滿着激進民粹主義所引發的激烈地緣政治競爭，世界充滿不安寧和不安全。
西方約200多年的民主歷史，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大眾民主，是在上世紀70年代才開始的，到今天也只有半個世紀。在大眾民主到來之前，西方民主充其量只是有錢人的民主，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或者說精英民主。在精英民主階段，儘管也是多黨制，但不管是哪一個政黨，都是精英的一部分。馬克思因此說，國家只是資本的代理人，不同政黨輪流執政，都是在為資本服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精英民主開始向大眾民主轉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加速。二戰以來，不僅西方民主運作良好，而且民主快速地擴展到非西方世界。民主運作的主要背景，就是二戰之後西方世界經濟發展迅速，實現了可持續增長，而經濟的發展培育出龐大的中產階級，成為有效民主的社會基礎。
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到現在，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主要是兩個因素造成的，即全球化和技術變化。這兩個要素在世界範圍內，導致了收入差異愈來愈大，社會愈來愈不公平，絕少數富人愈來愈富，而中產階級則愈來愈小。這種現像在西方被稱為「富豪經濟」。今天，很多國家金融經濟和互聯網經濟崛起，它們的結合更是賦權資本。在富豪經濟下，無論是資本還是民主政治，如果借用馬克思的術語，都異化了。
19世紀中期開始到20世紀中期，資本從原始資本主義轉向比較人性化的福利資本主義。在福利資本主義時期，因為政治和社會力量的結合，資本「惡」的本質被節制和遏止，西方呈現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趨勢。但今天，資本似乎又回到了原始狀態。在很大程度上，資本的運作已經演變成為一種掌握資本的人，和群體之間的數字競爭或者數字戰爭，不再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僅把普通老百姓視為資本的獵物。而所謂的「大數據」等手段，只是資本擴散到世界各個角落、把更多的普通人納入資本主宰的有效工具而已。
同時，民主政治也異化了。在很長時間裏，「共和」意味着共享，「民主」也意味着共享。但現在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現存體制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階層愈來愈封閉，利益固化，並且愈來愈自私。不同政黨儘管在意識形態層面還保留着一些差異，但它們的政治行為沒有任何差異性。不管誰當選，都要為既得利益服務。如果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表明，政府對資本監管已經失敗，2008年以來的發展表明民主的失敗，民主所產生的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了能力對資本進行有意義的監管。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後，西方各國政府動用全社會的力量來拯救資本主義，但復蘇過來的資本主義除了更加自私之外，並沒有能夠把發展的利益擴散到普通老百姓。受2008年金融危機之害的西方中產階級再也沒有復蘇過來。這就是今天中產階級的悲哀之所在。
需要一場社會革命
正如一些觀察家所指出的，今天的世界，客觀上需要一場社會革命。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促成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轉型的媒介，是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體是工人階級，或者窮人的革命。今天革命的主體則是中產階級。受全球化和技術進步負面影響最顯著的，就是原來的中產階級。他們需要革命很容易理解。
不過，儘管中產階級革命局勢正在形成，但有很多問題仍然有待回答。第一，拿什麼來拯救資本主義呢？上一次是社會主義拯救了資本主義，這一次用什麼主義拯救資本主義呢？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答案。中產階級及其代理人除了憤怒，沒有拿出任何有效的替代途徑。相反，一些代理人更像破壞者，而非建設者。
第二，既得利益已經高度固化，中產階級革命是否有能力改變已經固化了的利益格局？例如，人們可以問，杜特爾特能否改變菲律賓？即使特朗普當選，是否能改變美國的權力格局？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中產階級革命會導致什麼樣的地緣政治變化？伴隨着上一次西方各國內部社會主義革命的，是大規模的國際衝突，主要是發生在歐洲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之後的反殖民地戰爭等。今天的內部中產階級革命，會帶來世界秩序危機嗎？
對這個問題的答案遠較前面兩個明確。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認為，特朗普的競選已經改變了美國和全球政治。反對全球化、民族主義、反穆斯林、反精英和反主流媒體，這些曾經的邊緣理念如今已經進入政治主流，就算特朗普輸掉選舉，它們也不會消失。就如2002年的歐洲，極右候選人勒龐（Jean-Marie Le Pen）在法國總統選舉中，一路殺入最後的兩人對決，引起巨大的震動。儘管勒龐沒有當選，但自2002年以來，民族主義、對移民的憎恨、對「不愛國」精英的譴責、對伊斯蘭的恐懼、對歐盟的抵制、保護主義，這些勒龐力主倡導的主題思想，在歐洲日益壯大發展。
的確，在內部民粹主義崛起的今天，我們也在經歷着地緣政治的大變遷。在精英群體變得極端自私的時候，各文明、各國家也在變得愈來愈自私，甚至互相憎恨。內部保護主義盛行，「自由貿易」這個曾經是西方核心價值的東西，在今天已經變成一個骯髒的詞彙。更嚴峻的是，無論是中東變局、歐洲難民潮、朝鮮和南中國海，無一不體現地緣政治之爭，充滿着不安全。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變革和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了。
（封面圖片：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