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性抬頭

近日一宗法庭案件頗為耐人尋味，事源某娛樂場所推出「女士之夜」（Ladies’ Night），為女性顧客提供優惠，一名男顧客不滿入場費男女有別，獲得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協助入禀地方法院，最終因經營者未有出庭答辯，獲判勝訴。

我原以為平機會作為公營機構，理應旨在促進自由共和（Liberal republication）價值觀，以界定和捍衛個人尊嚴和自主，免受無理約束甚或打壓。至於引伸至性別議題上的平等機會觀念，在於促進女性的個人自由和個人選擇受到保障，以免在公共以至個人私生活遭受文化、經濟、社會、政治上的壓抑及傷害，例如家暴威脅等等。

若說「女士之夜」優惠竟也對男性或女性的人身自由或個人選擇構成抑壓，未免流於無理取鬧。女性顧客得享特價飲品，男性顧客若心有不甘，或女性顧客不願接受有關優惠，其他選擇可說多的是；飲品優惠與二手煙不同，根本不會對別人產生任何不良影響，強加罰則只會對向女性顧客推出此等優惠的酒吧、會所等造成箝制，有違自由共和價值觀。

婦運界的號召

自由共和價值觀在18、19世紀備受接納，有助帶動女性主義新浪潮，從新界定女性權利，並改變各種傳統約束。

第一股新浪潮在 Emmeline Pankhurst 等女權運動主義者帶領下，成功爭取女性投票權。在此之前，Mary Wollstonecraft 在其著作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年）中，提出女性並非天生不如男性，只因缺乏受教育機會而造成有關狀況而已；她提出無論男女，均應一視同仁，同樣理性看待，並期望建基於理性的社會秩序。

英、德、美三國的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取得投票權，而法國和意大利的女性則要待二次大戰後才享有同等權利；即便如此，圍繞女性地位的爭議並未終結，她們在一段長時間後才獲受委任為政府官員的權利。

隨着在爭取政治權利上打了一場漂亮勝仗，一股女性寫作新浪潮興起，主題聚焦於女性在社會、經濟、文化方面所受到的種種約束。此運動在各地作不同發展，在英、法兩國藉著 Virginia Woolf 和 Simone de Beauvoir 等作家的相關著作，產生較強大的影響力；她倆同樣敦促女性追求文化解放，擴大目標，而非只着眼於政治權利。

Virginia Woolf 在其短篇文集 A Room of One’s Own（1929年）中，質疑為何無論在藝術、文學、學術方面，女性的作品「產量」總不及男性，並指出女性其實從未有足夠財力以從事藝術工作，亦從未在家務之餘有足夠時間專心寫作。

但凡獨立而具創意的女性，總需要有一個「個人靜室」（a room of one’s own）以及若干財政自主能力，更須否定「女性創意不及男性」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觀念。事實上，女性在個人自由（遊歷、愛情、冒險等）及教育方面，一直障礙重重，以致未能在創意上有所發展。

「第二性」的威力

Woolf 對女性追求自身呼聲與「個性特質」（selfhood）的精確描述，為 Simone de Beauvoir 後來的著作提供了良好的起點。後者的名作 The Second Sex（1949年），更成為現代女性主義思想一大奠基之作，書中論點根據存在主義哲學，強調女性的活動並不受所謂「女性本質」（woman’s nature）或「精髓」（essence）所支配或限制，她們自能以行動作出自我界定。

正如 de Beauvoir 所說，「非是生為女性，而是成為女性。」（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自出娘胎，女子就被賦予文化上的傳統角色，在既定的架構中，受制於婚姻、母職、兩性關係等框架內，根本無從獲得自由或平等的機會。

不過 de Beauvoir 抱持樂觀態度，認為女性大有自我解放之道；她們可以挑戰種種文化迷思、爭取經濟獨立（Woolf 亦曾提出此點）、克服在藝術、文學領域的自卑感。她在書中寫道：「一旦女性有因堅強而愛，非因軟弱而愛的可能性⋯⋯愛之於女性，就將如同愛之於男性，成為生命的泉源，而非死亡的陷阱。」

de Beauvoir 對於女性身份及其現代社會地位的觀念，乃建基於個人（self）的自由共和價值觀。自由女性（一如自由男性）能夠認清自身社會地位，抗拒外在的高壓勢力、拒絕別人對自己作出界定、追求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