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與中國的道德崩潰

今天5月16日是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日子。當年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發出一個後來稱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將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為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務,並規定了文革的方針政策。因此這一天被官方認定為文化革命正式開始的日子。   文革唱徹中國 登堂入室   這場把中國鬧個翻天復地,傷害當年幾乎所有中國人,並且被中共以中央委員會決定的形式徹底否定,被稱為浩劫的歷史事件50周年的時候,訴說文革的罪惡災劫在內地竟成禁忌。反而作為文革符號的紅歌卻登堂入室,唱徹中國最具政治意義的地方人民大會堂。大量文革最常見的話諸如野心家陰謀家再次出現在高層言文之中。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被文革餘孽引用的,頗具機鋒的古話是不是在今天又進入天道周星的反向循環,繼續尚未成功的革命呢?其實人們早有所謂亞文革的說法了。   文革有人認為是一場權鬥。權鬥不要說歷史上屢見不鮮,即使在現實中乃至在我們的生活裏,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如果只是一場權鬥它不會如此深遠地影響中國社會。   人們常說文革帶來巨大的人命財物的損失。有人統計過文革有多達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包括被迫害致死和在兩派衝突即武鬥中被殺者。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死了這麼多的人自是罪孽深重。不過有人統計過,中國因毛澤東的紅色革命死了超過5,000萬人,包括60年代初大飢荒的大量餓殍。這樣文革從人命損失純粹從人數而言,不算最悲愴。至於財物損失,根據內地退休高官於幼軍早前在中山大學舉行的那場被廣泛報道的文革報告會援引的數字,文革的財物損失為6000億元人民幣。這自然是巨大的損失,尤其是當年中國處於極為貧困的情況,全國人口六億計,每人平均損失1000元。   要知道,當年城鎮職工薪金每月只在40元上下,即使一家夫婦都有工作,也不過80元上下,通常負責撫養一家四口,每人20元。而且這種夫婦都有工作的家庭,稱為雙職工家庭,人上人也。至於農村,農民的收入今天說出來,大家一定覺得匪夷所思。我上山下鄉時,出工一天大約耕十小時田,得八分工分,年底核算每分工分五仙即每天收入0.4元。這就是說文革財物損失以當時計相當嚴重。但是與中國歷史上的戰爭破壞相比自是算不了什麼。如果考慮到文革使中國沒有建成像蘇東那樣完善的計劃經濟體系,從而使鄧小老的新政能在一個近似自然經濟的條件下,順利過渡到市場經濟並導致中國經濟的起飛,就經濟層面而論,文革乃禍兮福所倚。   對此筆者撰有長文詳盡分析,不贅。必須指出,文革與中國後來的經濟成功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必然的關系。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於鄧小平在毛身后脫頴而出,成為中國的新舵手。而鄧早年在西方長期(鄧少時在法國居住達六年之久)生活經驗,在他推出的改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的路線無疑是一大重要因素。實際上後毛初期,如果高層政治不是鄧驘,而是任何其他人主政,則中國回到文革前的可能性極大。這樣,文革對中國經濟層面的影響就完全不一樣了。禍之福所倚也就無所說起。很明顯,在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下,執政黨高層少時的背境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他上臺後中國的走向。同時紅色中國之兩條路線:毛路線和鄧路線,不入於此,必還於彼。   文革累世之罪   實際上,文化革命對中國的影響不是權鬥和生命財物損失這些尺度可以衡量的。因為這些方面的影響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淡化,所謂一世之禍輕也。但是當我們看看今天中國,亞文革的重來且不說,困擾中國的道德崩潰,從食品中的三聚氰氨、蘇丹紅等等,本來沒有在大學修讀化學專業就不可能知悉的化學物品,成了大眾傳媒的常用辭,到醫院為錢陷害病人而產生的醫患沖突;從對施援者的誣告到見死不救。中國社會成了叢林。這其實都是文革累世之罪。   文化革命的發動者為了達到目的,不惜打開潘朵拉盒子,讓人性之惡的滾滾濁流淹沒中國大地,國民完全失去道德底線。當時,冠年上下的青年學生被偉大領袖號召,先是鬥老師,搞噴氣式,以對這些曾對我們諄諄教誨的長輩施虐為樂,拳腳相加其為小,以皮鞭鐵鍬一類具殺傷力的兇器置人死地者也多有所聞;後來殺向社會,在破四舊,造反等口號下,幹起不少滅絕人性的壞事,包括對早已成為賤民的所謂階級敵人進行滅門式的殘殺;至於兩派沖突和武鬥中的互相施虐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文革中的大批判運動也集中地成為傳播人性惡的地方。諸如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就是後來人們普遍誠信缺失的思想來源。顧亭林之所謂亡天下者,見之當年的獸行也只有無語對蒼天了。後來這些革命小將因為其用已盡,被偉大領秞打發去了農村山區,在相當長的時期被邊緣化,成了社會棄兒。因為這個原因,80年代初的有限去毛化,這些文革着色最深的一代被漏過了,他們血液中的文革毒素沒有受思想解放潮流的滌蕩,文革思維在這一代人保持了下來,並有可能在這一代言傳身教下一代一代傳下去。   對紅色中國有深入瞭解的人都認為,文革起於文革前。人性惡的泛濫確實也起於文革前。別的不說,60年代初興起的階級教育就是以某種形式散布了人性惡的毒素。當時為了提高人們的階級覺悟,各個地方請出所謂苦大仇深的貧農給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講敘解放前地主惡霸如何壓迫人。在當年從政治上看這是為了紅色中國的合法性,因為中國那時經歷了三年大飢荒,必須以這種方式灌輸給青年學生知道,舊社會如何不堪,以免有人責疑當時的經濟失敗。但是這種政治操作帶來遺禍無窮的人性惡泛濫。當時上臺宣講者除個別出洋相的鬧劇外,很多都是在政治正確要求下,憑空創作或無限誇大。從法律方面看,根本就是誹謗,只是受誹謗者在國家壓迫下,只能默默承受。這種教育使青年學生以為人是可以這樣邪惡的。到後來中國社會根本自食其果。以當年全國無人不知的四大惡霸地主即劉文采、南霸天、周扒皮和黃世仁而論,後來証實當年人們耳熟能詳的很多罪狀多是子虛鳥有,憑空捏造,強加於人。倒是當年宣傳說劉文采吃人奶的事,在紅色中國的暴發戶中有不少群起效法者,甚且形成了產業鏈。   馬克思主義否定人的很多共性,對包括人性在內的人的本質都要進行階級分析。把人性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認為沒有抽象的善惡。從而在以馬克思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那些地方,一般意義的人性善惡界限模糊了。從而這些地方的人性美德或者說社會道德都普遍下降。經歷文化革命的中國因為由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主導,從而出現最嚴重的道德崩潰。   今天中國最當務之急是扭轉道德崩潰的局面,首要就是徹底反思文革,把潘朵拉盒放出的妖魔重新收伏。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正確道路。有人把中國無法實行民主政治歸咎於中國人的質素。這是對我們民族沒有信心的表現,實際上只要清除人性惡的文革流毒,中國人的質素包括道德在內是沒有問題的。從反面看,如果不徹底反思文革,中國確實不可能出現民主政治。即使進行試驗也只能是失敗的,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失敗的民主。在紀念文革50周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社會對文革態度的曖昧和含糊是文革後所僅見的,這使人對中國終結文革遺禍感到悲觀。   (封面圖片:亞新社)
今天5月16日是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日子。當年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發出一個後來稱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將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為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務,並規定了文革的方針政策。因此這一天被官方認定為文化革命正式開始的日子。
 

文革唱徹中國 登堂入室

 
這場把中國鬧個翻天復地,傷害當年幾乎所有中國人,並且被中共以中央委員會決定的形式徹底否定,被稱為浩劫的歷史事件50周年的時候,訴說文革的罪惡災劫在內地竟成禁忌。反而作為文革符號的紅歌卻登堂入室,唱徹中國最具政治意義的地方人民大會堂。大量文革最常見的話諸如野心家陰謀家再次出現在高層言文之中。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被文革餘孽引用的,頗具機鋒的古話是不是在今天又進入天道周星的反向循環,繼續尚未成功的革命呢?其實人們早有所謂亞文革的說法了。
 
文革有人認為是一場權鬥。權鬥不要說歷史上屢見不鮮,即使在現實中乃至在我們的生活裏,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如果只是一場權鬥它不會如此深遠地影響中國社會。
 
人們常說文革帶來巨大的人命財物的損失。有人統計過文革有多達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包括被迫害致死和在兩派衝突即武鬥中被殺者。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死了這麼多的人自是罪孽深重。不過有人統計過,中國因毛澤東的紅色革命死了超過5,000萬人,包括60年代初大飢荒的大量餓殍。這樣文革從人命損失純粹從人數而言,不算最悲愴。至於財物損失,根據內地退休高官於幼軍早前在中山大學舉行的那場被廣泛報道的文革報告會援引的數字,文革的財物損失為6000億元人民幣。這自然是巨大的損失,尤其是當年中國處於極為貧困的情況,全國人口六億計,每人平均損失1000元。
 
要知道,當年城鎮職工薪金每月只在40元上下,即使一家夫婦都有工作,也不過80元上下,通常負責撫養一家四口,每人20元。而且這種夫婦都有工作的家庭,稱為雙職工家庭,人上人也。至於農村,農民的收入今天說出來,大家一定覺得匪夷所思。我上山下鄉時,出工一天大約耕十小時田,得八分工分,年底核算每分工分五仙即每天收入0.4元。這就是說文革財物損失以當時計相當嚴重。但是與中國歷史上的戰爭破壞相比自是算不了什麼。如果考慮到文革使中國沒有建成像蘇東那樣完善的計劃經濟體系,從而使鄧小老的新政能在一個近似自然經濟的條件下,順利過渡到市場經濟並導致中國經濟的起飛,就經濟層面而論,文革乃禍兮福所倚。
 
對此筆者撰有長文詳盡分析,不贅。必須指出,文革與中國後來的經濟成功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必然的關系。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於鄧小平在毛身后脫頴而出,成為中國的新舵手。而鄧早年在西方長期(鄧少時在法國居住達六年之久)生活經驗,在他推出的改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的路線無疑是一大重要因素。實際上後毛初期,如果高層政治不是鄧驘,而是任何其他人主政,則中國回到文革前的可能性極大。這樣,文革對中國經濟層面的影響就完全不一樣了。禍之福所倚也就無所說起。很明顯,在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下,執政黨高層少時的背境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他上臺後中國的走向。同時紅色中國之兩條路線:毛路線和鄧路線,不入於此,必還於彼。
 

文革累世之罪

 
實際上,文化革命對中國的影響不是權鬥和生命財物損失這些尺度可以衡量的。因為這些方面的影響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淡化,所謂一世之禍輕也。但是當我們看看今天中國,亞文革的重來且不說,困擾中國的道德崩潰,從食品中的三聚氰氨、蘇丹紅等等,本來沒有在大學修讀化學專業就不可能知悉的化學物品,成了大眾傳媒的常用辭,到醫院為錢陷害病人而產生的醫患沖突;從對施援者的誣告到見死不救。中國社會成了叢林。這其實都是文革累世之罪。
 
文化革命的發動者為了達到目的,不惜打開潘朵拉盒子,讓人性之惡的滾滾濁流淹沒中國大地,國民完全失去道德底線。當時,冠年上下的青年學生被偉大領袖號召,先是鬥老師,搞噴氣式,以對這些曾對我們諄諄教誨的長輩施虐為樂,拳腳相加其為小,以皮鞭鐵鍬一類具殺傷力的兇器置人死地者也多有所聞;後來殺向社會,在破四舊,造反等口號下,幹起不少滅絕人性的壞事,包括對早已成為賤民的所謂階級敵人進行滅門式的殘殺;至於兩派沖突和武鬥中的互相施虐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文革中的大批判運動也集中地成為傳播人性惡的地方。諸如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就是後來人們普遍誠信缺失的思想來源。顧亭林之所謂亡天下者,見之當年的獸行也只有無語對蒼天了。後來這些革命小將因為其用已盡,被偉大領秞打發去了農村山區,在相當長的時期被邊緣化,成了社會棄兒。因為這個原因,80年代初的有限去毛化,這些文革着色最深的一代被漏過了,他們血液中的文革毒素沒有受思想解放潮流的滌蕩,文革思維在這一代人保持了下來,並有可能在這一代言傳身教下一代一代傳下去。
 
對紅色中國有深入瞭解的人都認為,文革起於文革前。人性惡的泛濫確實也起於文革前。別的不說,60年代初興起的階級教育就是以某種形式散布了人性惡的毒素。當時為了提高人們的階級覺悟,各個地方請出所謂苦大仇深的貧農給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講敘解放前地主惡霸如何壓迫人。在當年從政治上看這是為了紅色中國的合法性,因為中國那時經歷了三年大飢荒,必須以這種方式灌輸給青年學生知道,舊社會如何不堪,以免有人責疑當時的經濟失敗。但是這種政治操作帶來遺禍無窮的人性惡泛濫。當時上臺宣講者除個別出洋相的鬧劇外,很多都是在政治正確要求下,憑空創作或無限誇大。從法律方面看,根本就是誹謗,只是受誹謗者在國家壓迫下,只能默默承受。這種教育使青年學生以為人是可以這樣邪惡的。到後來中國社會根本自食其果。以當年全國無人不知的四大惡霸地主即劉文采、南霸天、周扒皮和黃世仁而論,後來証實當年人們耳熟能詳的很多罪狀多是子虛鳥有,憑空捏造,強加於人。倒是當年宣傳說劉文采吃人奶的事,在紅色中國的暴發戶中有不少群起效法者,甚且形成了產業鏈。
 
馬克思主義否定人的很多共性,對包括人性在內的人的本質都要進行階級分析。把人性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認為沒有抽象的善惡。從而在以馬克思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那些地方,一般意義的人性善惡界限模糊了。從而這些地方的人性美德或者說社會道德都普遍下降。經歷文化革命的中國因為由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主導,從而出現最嚴重的道德崩潰。
 
今天中國最當務之急是扭轉道德崩潰的局面,首要就是徹底反思文革,把潘朵拉盒放出的妖魔重新收伏。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正確道路。有人把中國無法實行民主政治歸咎於中國人的質素。這是對我們民族沒有信心的表現,實際上只要清除人性惡的文革流毒,中國人的質素包括道德在內是沒有問題的。從反面看,如果不徹底反思文革,中國確實不可能出現民主政治。即使進行試驗也只能是失敗的,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失敗的民主。在紀念文革50周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社會對文革態度的曖昧和含糊是文革後所僅見的,這使人對中國終結文革遺禍感到悲觀。
 
(封面圖片:亞新社)

駱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