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收入與成本》是上一版《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前半部，因為要把這半部獨立成書，《收入與成本》變為這一版《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下半部，取名《受價與覓價》，會是《經濟解釋》的卷三。整套《經濟解釋》會有四卷或五卷，殺到埋身再作打算。
九年多前寫《供應的行為》寫得太急，按期刊登時受到刊物版面的約束，不能自由發揮。這次大修，再沒有這樣的約束了。75歲了，還不盡量把自己多年所學寫下來，不會再有機會吧。所謂大修，其實大部分是重寫，寫得用心，寫得稱意，但也寫得累了。
決定把《供應》一分為二，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加進去的內容多，寫得太長，而我的經濟分析離不開真實世界，似淺實深，同學們不易消化，不能像小說那樣讀。太厚的書不好翻。其二是寫完《制度的費用》那章後，我突然發覺那是個很理想的可以稍事憩息的地方，好讓讀者能鬆弛一陣才攻下一卷。其三是如果不分割，寫到《供應》下半部我會不斷地擔心整卷太長，有所顧忌，感到縛手縛腳。
從本卷起，文內提到的卷號、章號、節號，皆以神州增訂版為準。希望有一天能把整套《經濟解釋》以一本精裝巨冊出版。但那只宜於收藏，放在書架上好看。說到閱讀，輕便的遠為優勝。
張五常
2010年12月
第三章第三節：漠視局限推斷失靈
我喜歡獨自思考，思想上喜歡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有時想到的跟前人有別，我會拿出刀來揮斬幾下。這些日子，為了對炎黃子孫的一點關心，事不關己有時也拿出刀來。
宏觀經濟的分析歷來是事不關己的。做學生時替一位宏觀教授改試卷，每卷收一美元，不難賺，教授提供的答案是老生常談，我不懂，爭議太多不是賺卷費之道。跟着選修布魯納（Karl Brunner）教的研究院宏觀經濟學。布魯納是我認識的邏輯最嚴謹的經濟學者。整個學期他只教一本剛出版的「宏觀」名著開頭的二十多頁，批評得同學們天旋地轉。我從布魯納學得的不是宏觀經濟，而是推理嚴謹的苛求。後來的博士試我無端端地考個第一。傳為佳話的是作為其中一個考官的阿爾欽，竟然看出我的宏觀方程式比變量多了一條！我在數學上的驚人「天賦」是從那時開始知名行內的（一笑）。
這裡提出的對宏觀經濟學的批評，跟我做學生時老師教的沒有多大關係。我是基於離開母校四十多年自己的尋尋覓覓，對均衡概念、租值消散、體制組織、交易費用等的掌握有了新的體會，然後回頭看自己當年所學的內容，認為不少地方需要修改。四十多年來，找真實世界的例子做解釋及驗證的工作，我差不多天天做，提供了修改前人之見的基礎。雖云一士諤諤，但心領神會，自覺舒暢，有點稼軒說的「恨古人不見」之感。
這些年不少同學要求我寫一本關於宏觀經濟學的書，用以填補《經濟解釋》——他們認為後者是「微觀」。我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有微、宏二觀之分，重點是能否解釋世事。我也認為複雜的理論不管用，局限轉變的調查是關鍵所在。局限可以簡化，也需要簡化，但不可以簡化得與真實世界脫了節。凡是牽涉到局限轉變的分析必定要從個人的選擇出發，所以一律是價格理論的範疇。這就帶到我要談的宏觀失誤的第三點了。
我要舉出三個我自己嘗試過的、從局限轉變的基礎來推斷「宏觀」現象的例子。這類「宏觀」性的推斷的局限指定通常比市場現象需要指定的來得複雜。
推斷中國會走的路
例子一，1981年我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的路，條件是我觀察到的、剛剛開始出現的局限轉變會繼續下去。那是我寫過的最詳盡的關於交易費用局限轉變的文章，以理論分析這轉變的第三節長達21頁（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629至650頁）。簡言之，我把廣泛的交易費用一分為二：制度運作的費用與改革制度的費用。看清楚了這兩項費用的相對轉變大勢，我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這是比一般的宏觀現象更為「宏觀」的了。
當年文稿寄給朋友，反對這推斷的無數：舒爾茨來信譴責，說經濟學不能作這種推斷；貝克爾直說我錯；弗里德曼說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只有科斯同意我的推斷，可沒有說我的理論對。因為反對的朋友太多，該文延遲了一年才發表。鼓勵我發表的是巴澤爾：他不同意我的推斷，說是妙想天開，但他認為那寫理論的第三節是天才之筆，半點瑕疵也看不到，不發表可惜。這理論今天還沒有受到重視，反映着行內的朋友一般對交易費用的局限轉變的分析沒有興趣。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經濟學的推斷或推測永遠是假說，要指定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而上文提到的交易費用的局限轉變就是驗證條件了。一定要可以觀察到，而又要假設這轉變會繼續，不會一下子倒轉過來。指定了的局限轉變，若再變要作別論。我當時認為中國面對的交易費用轉變的走勢是相當穩定的，但不是說沒有機會再變。科學上的推斷要基於驗證條件的穩定性。
推斷地球一體化
例子二，1991年蘇聯解體，該年12月在瑞典與弗里德曼相聚，我對他說地球將會有超過20億的窮人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如果先進之邦不改革他們的經濟結構——例如福利制度、工會權力、勞工規例等不利於國際競爭的約束——將會遇到很大的麻煩。今天回顧，這推斷沒有錯，但不算推得精確。當時困擾着我的是先進之邦有樂觀的一面：國際廉價勞力的供應急升，可以賺大錢的，理論上是有資產與有知識的人，所以原則上先進之邦是有大利可圖的。是的，原則上，就是先進之邦的窮人也會因為窮國的興起及參與國際競爭而獲利。
這裡牽涉到的又是交易費用的問題。有多種交易費用可以嚴重地妨礙先進之邦在地球一體化的大轉變中獲得他們應得的甜頭，而這些交易費用的結構顯然非常複雜。尤其是那極為重要的訊息費用有多方面，深入的調查與衡量總要花上幾年工夫。我沒有作這調查，但深信，如果當時全面地考慮重要而又有關的交易費用，我會對今天的國際情況推斷得大為可觀。
同學們想想吧。中國開放改革後約十年蘇聯解體，帶動了東歐、印度、越南等地區搶着開放，參與國際競爭的貧困人口史無先例地暴升，代表着一項極為重要的局限轉變。這轉變明確而肯定，1991年看走回頭路的可能是零。是那麼重要的一項局限轉變，擺在眼前，是很大的一個人類前途的局限，也是宏得無可再宏的宏觀。然而，如果要以之推斷20年後的國際形勢將會怎樣，研究上我們還要經過千山萬水，還有很多局限約束——尤其是交易費用的約束——需要考查，就是馬虎地猜測一下也不容易。令人尷尬的是：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暴升，明確而重要，先進之邦的經濟大師們怎可以視若無睹呢？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不願意下重本考查交易（包括訊息）費用的局限，或猜測錯了，不能說經濟理論沒有用場，只是使用時成本太高罷了。宏觀分析的困難，不僅比較微妙的交易費用的轉變沒有顧及，就是有震撼性的勞力局限轉變，這門學問也懶得管。
推斷香港前途
例子三，1996年底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說明與九七回歸無關，理由是看清楚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對工資的結構局限轉變，肯定的。當時，一方面我看到內地青年的知識增長非常快，比大家事前想像的快很多，那裡的優質學生開始明顯地比香港的優質學生勝了一籌，但工資只有香港的四至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因為香港公務員的工資高，難以大幅下調，因而增加了市場的其他工資下調的頑固性。跟着是香港的綜援福利急升，我推斷香港歷來徘徊於百分之二左右的失業率會上升至百分之八（後來最高達百分之八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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