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失序的最主要根源在於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之間沒有邊界。政治權力站在經濟利益這一邊，導致了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失衡。改革開放一開始，執政黨就把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迅速轉移到經濟建設，這是大勢所趨。那個時代的貧窮社會主義使得整個中國社會經濟資源極度匱乏，社會不同群體之間陷入政治惡鬥。改革就是要抓住經濟工作。這個改革策略非常正確 ，為社會提供了無窮的動力追求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數億人脫離貧窮，並且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不過，中國經濟能夠創造奇蹟，政府是其背後的主要推動者。學術界把東亞經濟體（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稱為「發展型政府」，即政府主導和引領經濟的發展。與這些經濟體相比，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更大。要推動經濟發展，政府不得不站在經濟這一邊，也就是和資本、企業家（無論是外來的還是本土的）結成緊密的關係。這樣就產生了人們所說的「權勢一體化」或者裙帶資本主義的局面。權勢一體化不僅導致了經濟和社會之間的失衡，而且也導致了政治和社會之間的失衡。
不難看到，我國的早期改革者並沒有把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區分開來，導致把經濟政策簡單地應用到社會領域，從而使社會領域過度市場化、貨幣化。自由派所提倡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闖入了我國的社會領域。在西方社會，新自由主義只有在經濟領域發生作用，主要表現於政府推動的私有化運動。但在很多社會領域，新自由主義遇到了強大的社會抵制，教育、社會保障和公共住房都沒有能夠私有化。社會領域沒有被強行私有化，主要是因為民主機制的存在，人民用選票否決了政府的私有化計劃。這在撒切爾當政時期的英國表現尤其顯著。在當代，新自由主義在金融領域導致了政府對金融領域缺少監管，從而釀成了危機。在我國，新自由主義有了不同的命運。在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遇到了強大國有企業的抵制，但在社會領域則不一樣。我國社會沒有抵抗能力，新自由主義在政治權力的扶持下很快就進入了諸多社會領域，包括醫療、教育和住房。在任何國家，這些領域並沒有被視為是純粹的經濟領域，而是社會企業，都是要求政府大量的投入。但在中國，這些被視為單純的經濟企業，成為暴富領域。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醫療部門率先引入經濟政策，醫院成為暴富領域。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為了對付危機，有人建議將教育產業化。儘管政府從來沒有正式提出過「教育產業化」的政策，但實際上中國的教育從此走上了激進的產業化道路。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經濟政策導入了另外一個社會性很強的領域，即房地產。
改革、發展、穩定，這應當是中國所追求的良性發展道路，但現在的情況是，發展越快，社會愈不穩定。為什麼？主要原因在於各級政府是通過破壞這些社會領域而追求發展的。在任何國家，如果醫院、教育和房地產等具有高度社會性的領域成為暴富的領域，這個社會肯定不會穩定。在權錢結合面前，社會沒有了任何權力。沒有政治權力的合作，新自由主義不會在我國的社會領域如此快速蔓延。我國社會一直在抵抗著社會的被市場化和貨幣化，但一旦政府站到了資本這一邊，社會便沒有了任何有效的反抗能力。
更為重要是，無論是資本還是權力，都是通過 GDP 主義這一巨大的動力機制摧毀着我國的社會秩序。 GDP 主義就是社會的經濟數據化。政治人物需要 GDP 數據，企業家需要 GDP 數據 ，經濟學家、律師、教授等社會階層需要 GDP，就連一般社會成員也需要 GDP。在一個以錢為本的社會，無論是組織還是個人，缺少了經濟數據，就變得毫無價值。醫生可以因為病人的錢不夠而中止治療、律師可以為了錢而出賣靈魂、普通人因為擔心被索取金錢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為了致富而把學術和教育當成了副業等，中國所特有的社會現像都是各種變相的 GDP 主義的產物。
但是很顯然，人的價值是不能數據化的，一旦數據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也就是「去意義化」。一個「去意義化」的社會便是毫無道德秩序可言的。這就是今天中國社會各個階層普遍經歷著的極度不信任、極端恐懼、極端孤獨的終極根源。任何一個個體或者家庭，一旦處於這樣一種狀態，社會道德和信任就會變得毫不相關了。
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歷史上，市場和社會領域的相對分離是一個偉大的發明，這種分離使得人類能夠逃脫泛道德化的社會行為，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精神基礎。但另一方面，社會也必須受到保護，經濟和社會必須有一個邊界。如果經濟領域可以，也必須加以市場化，甚至必要的貨幣化，但社會領域則必須也可以拒絕過度的市場化和貨幣化。無論在哪裡，這種邊界的存在是一個社會繼續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換句話說，無論怎樣的社會，不管是民主還是非民主，沒有這樣一個邊界，社會秩序和道德解體的危機必然會出現。
本文摘自鄭永年中國系列之《重建中國社會》，本社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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