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簡》與中國版「文藝復興」

中國黨權的存在就表明,可以在新條件下復興和改進傳統的賢能政治。
《紐約書評》(2016年4月21日)刊登了美國著名記者約翰遜(Ian Johnson)寫的「中國的革命性發現」一文,借評論達慕思大學教授艾蘭(Sarah Allan)的一本論述《郭店楚簡》的新著(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hip Manuscript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6)來論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政治。書評也附載了一幅18世紀的中國畫,呈現秦始皇在統一中國之後,為了統一思想而進行的「焚書坑儒」運動。約翰遜指出:我們有關中國偉大哲學學派的知識,局限於秦朝統一之後所修訂過的文獻,而新發掘出來的文獻「幫助我們重塑中國具有爭議性的過去」。約翰遜的文章涉及中國歷史和文明,但筆者最感興趣的是其借用《郭店楚簡》對中國的賢能政治傳統和現實政治的討論。
在《郭店楚簡》中多次提到統治者的選拔問題,提倡讓最具才能的人來統治國家,而非通過世襲制度,並且通過退位和禪讓的方法來解決權力繼承問題。 《楚簡》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紀到四世紀的人們對政治的思考。艾蘭教授在1981年就出版過一本題為《繼承人和聖人》(The Heir and the Sage)的書,強調禪讓制度在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中心位置。有意思的是,同一時代的其他文明,例如古希臘文明,也在探討同樣的問題。大家都在尋找人類社會組織和領導的方式,要回答的基本問題是:人們是忠誠於家庭而實行世襲統治?或者,人們是忠誠於國家和人民而實行選拔最好的人才來統治國家?從古代到今天,賢能政治哲學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

更為激進的政治思想

賢能政治是古代中國各個學派的共識,但各派的側重點不同。墨家主張實行賢能政治,而其它學派則指向堯舜禪讓制度,即把權力交給最具備能力的人而非君王自己的兒子來繼承。孟子儘管接受了世襲統治的制度,但他也為此設定了條件,認為如果君王是暴君或者昏君,老百姓有權利起來推翻之,通過革命的方式把「天命」傳承給另一位君王。但不管如何,禪讓的思想在秦統一之後,似乎愈來愈變成為遙遠的過去,甚至是傳說了。而《郭店楚簡》的發掘則向今天的讀者顯示,在選擇統治者方面,中國過去存在著更為激進的政治思想,即統治者應當通過禪讓方式,讓最具有才能的人來統治國家。
《楚簡》對今天的中國政治意味着什麼呢?根據約翰遜說法,即使今天,中國共產黨在本質上仍使用「天命」的觀點來論證其統治:國民黨極其腐敗和無效,因此共產主義者俱有合法性去奪取權力;而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則論證了共產黨的繼續統治,經濟發展證明了「天」的支持。如同中國傳統,中共很明確其統治是世襲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從廣義上說,其他政黨不可能掌握政權,在狹義上也已經創造了「準世襲」的階層,即紅色家庭。不過,《郭店楚簡》表明,即使在古代中國,很多學派的學者已經反對這樣的政治實踐,他們主張根據才能而非團體的成員資格(這裏是指共產黨及其黨員)來選拔統治者。
約翰遜繼續引申說,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士」這一階層,他們具有才能,希望參與政治,因此提出了賢能政治的政治理念。在今天的中國,想參與政治的不僅是一個階層,而是整個社會。儘管今天的中國仍然存在這樣的思想,但正如《楚簡》那樣,它們是死的。約翰遜這裏想指出的無非是三點:第一,今天的中國不存在西方那樣的通過選舉產生領導人的制度;第二,中國共產黨因此缺少當今社會所應擁有的(西方式)政治合法性;第三、即使從中國古代的賢能政治理想來說,中國今天的權力繼承方法也缺少合法性。
1993年中國出土《郭店楚簡》,1998年正式公佈,馬上震動了漢學界。在正式公佈之前,達慕思大學就召開了名為《郭店老子國際研討會》的會議。 1999年,武漢大學召開《郭店楚簡國際研討會》,次年出版了《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集了包括任繼愈、饒宗頤、杜維明、李學勤等大家的文章。現在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耶魯大學學院就職的顧史考(Scott Cook)教授也花了很多年的努力,於2012年在美國康納爾大學的康納爾東亞叢書中出版了《郭店楚簡》的英文譯本(The Bamboo Texts of Guodian: A study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中英文雙語,厚厚兩大本。但這些都局限於漢學家之間,並沒有引起其他社會群體的關注。約翰遜的書評一出來,很快就引起了各界(尤其是學者和媒體界)人士的興趣。人們感興趣不僅是因為歷史話語本身,更是約翰遜文章裏面的「借古諷今」。
不管人們是否認同約翰遜的觀點,今天提出這個問題不僅對中國具有意思,對西方世界更具有意義。這後一方面是約翰遜所忽視的。西方在古希臘時代也出現過有關「誰應當成為領袖」的理想觀念,即柏拉圖所說的「哲學王」。 「哲學王」的觀念和中國的「禪讓」都是一種理想。正如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所示,古希臘不同城邦國家實行不同的制度,包括獨裁、貴族、共和、民主等等。在後來長時期的宗教時代,教權高於一切。在宗教政權被推翻之後和近代民主產生之前,西方所實行的一直是世襲制度,即家族統治。後來隨着商人階層的興起,也加入了統治者的隊伍。所謂的民主就是商人和君主分享權力。無論是君主貴族還是商人,形成了多元家族的世襲制度。歐洲的很多國家直到現在仍然是一些大家族統治。美國的大政治家族對美國民主的影響也不小。
只要金錢可以直接轉化成為政治權力,家族政治不可避免,世襲也不可避免。只不過家族世襲是西方人所不樂意討論的話題。儘管西方已經形成了「選舉證明一切都好」的局面,但權力結構也是危機深重。例如,有效政府問題。多黨制已經演變成為互相否決的制度。在很多情況下,多黨背後是不同家族之爭。再如,人民的權利實現問題。民主早期在擴散社會福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現在的民主是否像民主理論家所說的實現人民的權利,就不好說了。西方很多研究表明,資本寡頭仍然主導國家政治,收入分配愈來愈不公平。今天歐美盛行的政治民粹主義,已經對西方民主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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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