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這種看法也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化的誤解和誤讀。首先，十八大以來，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領導層已經脫離了鄧小平以來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制度規則，包括領導人任期制度、年齡限制、集體領導等。其次，十八大之後所發生的變化是對現行制度的調整和改進。明明知道體制出現了毛病，如果還繼續下去，那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對具有責任感的領導人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承擔政治責任，改變制度的運作方式。實際上，隨時對體制進行調整是中國制度的一大優勢，而非劣勢。如果不能對體制進行調適，既得利益就會主導體制的運作，就會產生體制內外的巨大衝突。把十八大以來的政治變化和非制度性的個人專制聯繫起來，並沒有經驗根據，而是一種基於意識形態的預設。
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
第三，反腐敗和制度建設之間的關係問題。西方世界對十八大以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從一開始就加以關注。一些西方企業儘管在它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守規矩，但到了中國，它們也開始腐敗起來。反腐敗運動對這些企業產生負面的影響不難理解。當然，對更多的西方企業來說，它們希望中國清廉起來，具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反腐敗運動總體上在西方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增強了西方企業的對中國體制的信心。
不過，一些人擔憂反腐敗停留在運動的水平，而不能轉化成為制度建設。這方面，西方也有誤解。隨着反腐敗運動的推進，制度建設也一直是中國所追求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改革方案的主題詞就是「法治」，是一個全方位的制度建設方案。反腐敗的制度建設表現在國家制度和政黨制度兩個大的方面。就國家制度來說，主要是要減少和防止司法政治化和地方主義，這方面包括建立跨區域法院、巡回法庭、強化司法專業主義和通過主要領導人司法責任終身制，來管控他們對司法的政治干預。在政黨制度方面，執政黨大大強化了黨紀制度的建設。黨紀一直存在着，但十八大以來，黨紀的「細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倒退與進步。西方的一些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層所執行的路線不是在促成中國的進步，而是相反。他們引用的經驗證據是中國政府對非政府組織、媒體（包括互聯網）、人權律師等方面的控制。
毫無疑問，在這些領域，政府和這些社會群體存在着緊張的關係，甚至是衝突。不過，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說，這種衝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可避免，原因在於中國必須探索管理所有這些領域活動的制度。任何一個國家，對這些領域都存在着規制制度。對中國來說，這些領域的發展都是相當近來的事情，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確立一套有效的規制制度。不過，總體上看，西方所說的「倒退」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發展並不符合西方所預期的方向。這方面，西方學者們倒是很明言，表示儘管十八大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並不是他們所預期的或者所希望的。簡單地說，這些變化反映的是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而非西方的邏輯。
第五，國際上的擴張政策。一些西方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已經完全放棄了鄧小平時代所秉持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走上了一條國際擴張路線。他們所引用的證據包括東海、南中國海問題，和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中國外交政策。
不過，西方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顯然是簡單的意識形態問題和立場問題。說其是意識形態問題是因為美國和西方往往從自身的歷史經驗看中國，總以為中國崛起之後會像西方早期那樣，走上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路線。西方一方面一直在抱怨中國「搭西方的便車」，沒有能夠承擔足夠的國際責任，但當中國創始「一帶一路」等議程來承擔區域和國際責任的時候，他們又擔心中國會走他們的老路。至於東海、南中國海問題，中國並沒有主動挑起事端，而直到其它國家挑起事端，中國才做出了反應。中國如果沒有有效的反應，政權的合法性就是一個大問題了。但中國的反應被西方認為是具有挑釁性甚至侵略性。這主要是美國的「盟友」政策所致，即美國選擇了站在「盟友」這一邊。同時，中國本身缺少國際話語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不過，這樣說並不表明中國的內部體制建設和外部外交政策並不存在任何問題了。相反，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都存在着很大的改進和改善空間，需要中國做持續的努力。西方對中國內政外交的反應表明，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內部建設和外部崛起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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