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各界對年初在旺角發生的騷亂，評論不絕，當然論者分析的切入點亦有異。有趣的是，文章無論是探討騷亂起因、警方防暴管理手法、以至亂後政府的處理，似乎都真的「立足本土」，較少放眼世界。其實示威遊行、地區騷亂，以至大規模暴動的管理，在西方社會一直是重要的政策及學術議題。為數不少的警政學者，就各國警方防暴管理的手法，已有詳盡的分析，甚至建立了數項著名的示威活動管理模式理論，剖析不同防暴管理手法的特點及優劣。
這些冗長沉悶的英文學術分析，在普羅港人的眼中，並不是什麽值得迫切知道的資訊，即使是本港社運及警界、甚至是傳媒中人，都不會有特別的興趣。但到了此時此際，如我們想更深入反思香港的情況，似乎這些具有「影響因子」的象牙塔文章，卻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在芸芸文章中，筆者作為警政研究者，特別推介幾篇在著名犯罪學期刊《警政與社會》（Policing & Society）刊出，不同學者分析歐美各地政府及警察當局，處理年來幾不同騷亂手法的分析文章。法國、英國、意大利及美國在2010年前後發生了不少大型示威，其後爆發了幾場不同規模的騷亂，當然，歐美的國情，當時引發騷亂的原因，警察制度，明顯和當前的香港有重大的差異，但幾篇研究中對當今防暴管理的兩大手法，商討式管理（Negotiated Management）及癱瘓策略（Strategic Incapacitation），各有不同的批判及補充，這對我們絕對有參考的價值。
商討式管理及資訊流通
Sophie Body-Gendrot 首先分析了2005法國騷亂的成因及警方的防暴手法。當時騷亂源於教育，福利及不少公共服務在經濟緊縮浪潮中被削減，加上持續的高失業率，使市民尤其是年青人及少數族裔有強烈「社會不平等、不公義的感受」，但是他指出，這些感覺本身並不足以帶來秩序失控的行為（disorderly behavior），暴亂的有效動員（mobilization），除了參與者被「剝削」的主觀感覺外，當地社會的機制能否把潛在的暴動參與者，有效地吸納到公民社會的架構內，亦是主要的因素。文章認為社交媒體動員潛在示威者的力量無庸置疑，但從警務管理的角度分析，其實當地的警方有否化被動為主動，有效地使用不同的媒介向市民發放有關騷亂的訊息，似乎是能否有效遏止，甚至平息已爆發的暴亂的主要一環。
King 及 Waddington 重點分析了英國數個大城市2011年發生大規模騷亂時，各地警方的應對手法。當時社會普遍認為長達五天的大規模騷亂主要源於政府的經濟緊縮政策，青年失業問題，再加上種族衝突所引致。但他們的研究指出，雖然騷亂的主要源自黑人被警察射殺，但其實最大問題應出在倫敦的大都會警隊（Metropolitan Police）及獨立監警會（IPCC） 就有關事件的資料發放不一致，甚至前後矛盾，引致原本已經洶湧的群情一發不可收拾。
King 進一步分析了英國幾個在2005年及2011年都爆發騷亂的城市，對比它們在騷亂發生前後、警務工作後的情況。King 發現有過地區騷動的城市，一如大眾所料，出現失業、貧窮、童黨，以至族裔社群關係緊張的情況。但他也發現，原來騷亂比較嚴重的城市，警方的防暴手法都似乎比較「被動」，每每只是針對騷亂的發展而相應地作出防暴布防。相反那些警方主動出擊，進行防暴布防之餘再採取社區聯繫手法（Community Liaison Approaches）、使市民明白警方的行動的城市，似乎能使騷亂更快消退。他以 Lozells 為例，指出警方在騷亂期間，甚至在騷亂後，每天和居民及社區的代表會面，了解他們的疑慮，解釋警方的行動。警方亦利用官方，甚至警員及警官私人 Twitter，發放有關行動的資料，以及呼籲市民提供資訊。騷亂後，警方甚至申請公帑，安排調解的環節，邀請各界參加，改善警民互信。
癱瘓圍堵及情報收集
Donatella della Porta 及 Lorenzo Zamponi 則分析了2011年在羅馬有多達30萬人參加的遊行。兩位學者分析指出，在面對人數不確定的示威者、訴求紛紜的參與團體，甚至未能確定團體領袖身份的情況下，當地警方決定採取了傳統防暴手法中的「癱瘓策略」（strategic incapacitation），通過屯重兵保護政府的重點建築物，使用「適度武力」控制人群，甚至在「出亂子」的情況下使用催淚彈甚至水炮驅趕人群。 縱使警方嚴陣以待，完全控制了場面，但最後暴力流血事件仍然出現，發生歷時五個半小時的騷亂。
另外，Patrick F. Gillham 則分析，美國紐約市警察局（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在處理2011年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大型示威時，亦是使用了「癱瘓策略」作為防暴管理的主要手段。當時數千名「佔領華爾街」的參加者，自2011年9月中旬起聚集、留宿在紐約華爾街金融中心旁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內，並且不時舉行示威抗議。為免示威活動影響華爾街金融及商業區的正常運作構成影響，紐約警方採用了空間調配（Spatial redistribution，設立核心保護區）、監察（Surveillance，利用閉路電視系統作全天候的監察）、訊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確保指揮及前線的警員無資訊的阻隔，以便確切執行指令）的三大手法，令示威者的行動受到局限，警方亦可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掌握即時動態，當現場情況突然轉變時，可以立即迅速行動。
防暴管理模式：升級武力，商討式管理及癱瘓策略
綜合上述簡略介紹的四個來例子，當前歐美警方所採取的防暴策略，都是從管理示威遊行的聚眾活動開始，但都離不開兩個重要的策略考慮：協調及商討，與及控制與癱瘓。在法國及英國的例子中，兩組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警方在防暴的過程中，與民眾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對遏止騷亂的蔓延惡化，甚至強化亂後的警民關係，十分重要。這些論點，其實和自70年代起，西方社會經常提出以商討式管理（Negotiated Management）模式，取代傳統的「以暴易暴」式的升級武力範式（Escalated Force），基本上一致。對前線警務人員加強聚眾活動的管理訓練，減少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以較為寬容、克制的態度對待示威者，同時着重與示威舉辦單位的溝通、協調與談判。這些相對較為軟性的聚眾活動處理手法，都是以保障公眾的和平示威權利為優先考慮。
至於在意大利及美國華爾街的兩個案例中，明顯地當地的警方強調的不只是跟示威者以至社區的溝通，而是怎樣令警方在防暴的部署中，有效控制場面。隨着全球化的影響，愈來愈多大型的示威活動，都針對跨國組織會議（例如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20國集團高峰會）而舉行，示威者更往往以較為激烈的手段表達訴求，亦因依賴媒體及網絡動員，示威群體分散，欠組織，甚至無領袖。即使警察嘗試跟示威者商討，但每不成功。而在美國911恐襲後，西方國家開始強調危機管理（Risk management）來保障自身安全，這亦對防暴的手法帶來微妙的改變，繼後發展成「癱瘓策略」（Strategic incapacitation）開始萌生——示威活動期間，警政機關不再依賴與示威者事前商討、談判有關示威活動的安排，反而着重衡量一切任何令公眾秩序受到影響的因素，致力化解這些危機，以癱瘓潛在滋事者的行動，避免示威活動影響社區的秩序及和平。
「商討式管理」及「癱瘓策略」在防暴工作中，明顯各有優劣，而世界上亦基本沒有任何一支警隊，只會兩者選其一，只軟不硬，或至少硬不軟。參考另一位警政著名學者Robert Reiner 的研究，當地市民對「依法秩序」與「爭取民權」兩個取向的取捨，對執政者處理的取態，警務機關所採取的防暴手法，當然會有重大影響。不過更重要的是，警方面對騷亂，採取哪種手法防暴，以至能否有效平亂，怎樣也離不開執政當局在市民眼中的認受性。
學者分析框架下的三大防暴策略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