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決中共的官僚化問題

最近中國社會正討論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四化」趨向問題，即「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和「娛樂化」，這些「化」的核心就是共青團作為一個組織的官僚化及其脫離社會的傾向，前者是原因，後者是結果。在很多方面，執政黨何嘗不是這樣呢？情況甚至比共青團更為嚴重。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其官僚化不會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可一旦執政黨發生官僚化和脫離社會的現象，影響的不僅是執政黨本身的執政合法性和能力，更會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包括執政黨在內的政治組織的官僚化，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任何政黨（或者政治組織）都是如此。德國社會學家密歇爾（Robert Michels）在其著作《政黨》中提出了「寡頭政治鐵律」。他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例，論證了任何政黨，哪怕是宣稱最民主的政黨，最終都會走向官僚化。他的名言就是「組織即是寡頭」。

密歇爾的書出版於上一世紀初，但到現在仍然是經典著作。這表明政黨官僚化的現象繼續存在。不過，西方的政黨愈來愈成為選舉型政黨，即只是在選舉的時候，政黨機器才發生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並不感覺到政黨的存在與自己的關聯。選舉就是讓老百姓定期公決，決定是否再繼續接受一個政黨的執政。

中共是非西方類型政黨，是一個致力於長期執政的政黨。就政治體係來說，這是一種一黨主導下的體制，沒有反對黨的存在；有其他政黨和政治組織的存在，但它們都是在執政黨設定的體制內參與政治，因此稱為「參政黨」。再者，和西方的選舉黨不同，中共是中國政治的主體，其存在是人們日常生活隨處可見的。正如一些西方學者早就指出的，正是中共的組織和意識形態，把整個中國社會架構粘合起來。但也同樣是因為這些特質，使得中共存在着巨大的內部能量趨向於「官僚化」，並最終與社會脫節。

從經驗上看，也正是如此，反對黨的「官僚化」和與社會脫節，一直既是中共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也是中共努力要避免的事情。在這方面，中共既有沉重的教訓，也有豐富的經驗。

毛澤東時代，中國進行了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富於戲劇性的政治實驗。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並且有足夠的權力想把他的理想轉化成為現實。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是最反對和痛恨官僚主義的。不過，他很快從反對官僚主義轉向了反對官僚制。他用「繼續革命」的口號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有諸多原因，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反對官僚制。走到極端的時候，它甚至廢除了政府，用「革命委員會」替代之。結果，使得國家幾乎陷於無政府狀態，需要依靠軍隊來維持秩序。

反官僚制運動犯了嚴重錯誤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反官僚制運動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就是政治與行政不分。任何社會需要一個官僚體制，官僚體制的基本功能就是執行，因此也稱行政體制，具有工具性。官僚體製本身會產生官僚主義，這是全世界官僚體系的通病，各國政府一直努力通過各種方法，遏止或者減少官僚體制所產生的官僚主義，例如通過控制官僚體制的規模、把一些官僚功能社會化或者私有化、整合官僚部門提供「一站式」的綜合服務等；或者通過用行政立法、行政責任制度等方法。

實際上，毛澤東所擔憂的是執政黨的官僚化。在當時所有實行共產主義體系的國家，因為是一黨執政，往往造成黨政不分，執政黨行使政府的功能。當時的東歐學者吉拉斯就著有《新階級》這本書，把共產黨形容為新的權貴階層。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為了不讓中共重複東歐共產黨嚴重「官僚化」這條道路。但他的政治實驗並沒有成功。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開始了圍繞着黨政關係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圖糾正「文革」時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現象。上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了「黨政分開」的改革目標。在實踐層面，沒有任何可能性實現「黨政分開」，但的確實現了一定程度的黨政分工，黨管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政府管理經濟社會事務。但這種分工很快就出現了問題，即政府官僚獨大，政府脫離黨的領導。再加上黨內沒有發展出有效的民主機制來協調黨政關係，因此導致了嚴重的黨政衝突，並對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產生很大的影響。

天安門事件後，中共趨向於加強黨的領導，通過黨的機器來統合政府、社會等各種力量，強化了黨對全國的主導。不過，這麼多年下來，也導致了很多嚴重的後果，例如黨政日益整合，政黨被國家機器所吸納，被一些學者稱為「國黨」，而黨本身則不斷官僚化。政黨國家化、行政化、官僚化必然導致執政黨先進性的流失，並和社會脫離開來，成為一個為了執政而執政的統治集團。

這些弊端，中共的領導層也是有深刻意識的。很多年裏，中共一方面要促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另一方面要防止如何避免執政黨演變成行政黨。在轉型方面，中共做了幾方面的事情。第一，通過將現代產業工人、技術人員、經濟管理階層吸納到黨內，把以農民、工人、官員、解放軍為主體的傳統政黨，轉型成為具有現代性的政黨。第二，容許和鼓勵民營企業家和其它新興社會階層人士入黨，以擴大黨的執政基礎。第三，修改黨章、憲法和法律來促成這些領域的制度化。第四，為了應付由此而產生的黨內利益的多元性，開始探索黨內民主協商機制和領導人選拔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