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十年來，美國民主敗象畢呈，失去了其原來的光彩。今天，眾多美國的政治學者，特別是自由派學者對美國民主的現狀和前景深感憂慮，並不斷思考如何重振或重塑美國民主。美國能夠重塑美式民主嗎？本文將通過梳理多位學者眼中美國民主的現狀、敗落根源，分析其對美國社會、國際關係的衝擊與影響。
美式民主漸顯敗落的徵象
美國民主的敗落嚴重挫傷了美國在世界上的軟實力，令其難以向其他國家輸出所謂「美式民主」，更讓其以民主為藉口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言行變得虛妄和偽善。過去十年來，隨著美國右翼勢力冒起，甚至逐漸出現一些威權主義的跡象，因而其將複雜的國際政治簡單化為「威權主義與民主政治的鬥爭」的口號也變得幼稚可笑。美國哈佛大學管治學教授史蒂文．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盧肯．梅（Lucan May）今年2月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直言美國已經走上威權主義的道路，主要理由是重新上台執政的特朗普總統正在不斷把行政權力和法律法規「武器化」來對付異己分子和拉攏支持者。他們指出：「在特朗普第二屆政府執政期間，美國民主可能會崩潰，因為它將不再符合自由民主的標準：成年人的充分選舉權、自由公正的選舉以及對公民自由的廣泛保護。」
近年來，一些美國學者開始認為美國民主的崩塌與美國憲法的缺失有莫大關係。他們認為，要挽救美國民主，必須要對美國憲法動大手術。然而，要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憲法難乎其難。
如此一來，美國民主的未來確實令人擔憂。不過，2021年3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Anchorage）舉行的中美會晤開幕詞中仍然滿懷自信地指出：「一個自信的國家能夠認真審視自身的缺點，並不斷尋求改進。這就是美國的秘密武器。」他強調，美國是「一個不斷重塑（re-invent）自我的國家」。可是，美國民主的不斷敗落顯然證明了沙利文對美國民主的過度自信。
歷史上，美式民主經歷過多次危機，但最後都化險為夷。美國學者、康奈爾大學美國制度學教授蘇珊娜．梅特勒（Suzanne Mettler）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C. 利伯曼（Robert C. Lieberman）在合著的《四大威脅：美國民主不斷重演的危機》（2020）（Four Threats: The Recurring Crises of American Democracy）一書中指出：「從建國之初到現在，美國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國家對民選政府的承諾岌岌可危。在每一個緊急關頭，政治鬥爭都會升級到讓美國人擔心政府可能垮台、聯邦可能解體，或者到達爆發動亂、暴力甚至內戰的地步。」「民主危機並非隨機發生的；相反，它們是在四種具體威脅下發展起來的：政治兩極分化、不同政治群體的衝突、逐漸嚴重的不平等和行政權力的過度膨脹。」「今天，我們首次同時面臨這四種威脅。」
兩位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史蒂文．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他們的《民主如何死亡》（2018）（How Democracies Die）一書中則認為，驗證民主已經死亡的徵象是民主政治的兩個不成文的基本規範不再得到普遍支持。它們分別是「相互寬容」（mutual toleration），即競爭黨派之間相互接受對方為合法競爭對手的理解與忍讓（forbearance）、政治家在行使其制度特權時應當保持克制（the idea that politicians should exercise restraint in deploying their institutional prerogatives）。他們同時指出，當四種政治情況出現時，人們便應該真正擔憂民主的死亡。 它們是：「當政客（1）在言語或行動上拒絕民主遊戲規則，（2）否認對手的合法性，（3）容忍或鼓勵暴力，（4）表示願意限制對手（包括媒體）的公民自由時。」這兩位美國學者相信，所有上述情況在美國已經出現了。當然，我們還可以加上另一種情況：那就是美國憲法乃至美國法律法規不受政府和政客尊重甚至被違反和踐踏。
在眾多美國學者眼中，美式民主敗落的徵象繁多，不勝枚舉。它們包括政治不平等、政治領袖的代表性不斷流失、金錢政治泛濫、財閥的政治力量不斷膨脹、民主共和兩黨鬥爭激烈、國會內部黨同伐異、參議院運作備受「拉布」（filibuster，指以不斷發言方式拖延法案表決時間）所累、行政權力不受約制、最高法院愈來愈脫離主流民意、管治能力持續下降、公共政策與主流民意脫節或對立、政治制度愈來愈失去公信力、社會嚴重分化對立、仇恨情緒彌漫、政治暴力橫行等。2025年，特朗普再度成為美國總統後，一些美國學者甚至認為美國已經出現「不管治」（ungoverning）的危機。達特茅斯學院政治與政府學教授拉塞爾．繆爾黑德 （Russell Muirhead）和哈佛大學政治與政府倫理學教授南希．羅森布魯姆 （Nancy L. Rosenblum）將「失控治理」定義為「國家能力的退化，以及以不受約束的個人意志取代制定、執行和評估國家政策這一艱難但必要的工作。政府將會把專家排除在外，並繞過正常的資訊收集和諮詢程序。此舉將削弱國家機器的能力。特朗普對個人忠誠的重視將嚴重影響他的執政能力。」
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隆．阿西莫格魯（Daren Acemoglu）也認同說，特朗普政府會讓美國的制度進一步崩塌和美國人失去對制度的信任，美國的經濟活力也會因此而喪失。人們會更加不信任美式民主和公共機構。在不信任情緒愈來愈高漲的情況下，作為民主要素的「妥協」精神也將蕩然無存。
美式民主走向敗落的原因
關於美式民主之所以走向敗落，美國學者提出過不同的理論和解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美國的兩大政黨都不願意遵守民主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戲規則，其中共和黨的蛻變和行為尤其關鍵，原因是共和黨愈來愈被那些反美國民主的右翼政治和社會力量所操控。這些勢力包括中下階層的美國白人，落後地區的居民，在政治、社會和文化價值觀方面較保守人士、激進種族主義分子、宗教狂熱人士等。過去，儘管共和黨在美國只是少數派政治勢力，但它可以通過贏得總統選舉、控制國會的一院或兩院、在最高法院內得到大多數法官的支持等辦法而阻撓政府施政、癱瘓國會運作乃至取得執政權力。在特朗普的再度執政下，這些少數政治勢力甚至一躍成為一定程度上的多數政治勢力，從而全面控制美國總統、國會兩院和最高法院。目前我們不能確定共和黨所代表的勢力能否成為長期的多數派，不過就算日後他們再次成為少數派，他們仍然可以左右和破壞美國政局並不斷動搖美國民主的根基。
反美國民主的少數或多數勢力的冒起，與美國劇烈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有密切的關係。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去工業化、產業結構走向金融化和虛擬化、愈趨龐大的收入差距、中下階層生活水平停滯不前、年輕人發展機會短缺、價值觀（性別、宗教、墮胎、移民、槍械等）的衝突愈來愈激烈，社會構成愈趨複雜化、種族衝突激化，白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持續下降、共和民主兩黨都有牢不可破和力量相等的政治支持基礎、精英階層脫離一般群眾、那些能夠在社會中發揮緩衝和調解作用的力量（地方勢力、媒體和社會組織）走向沒落或向其中一邊勢力靠攏。保守宗教勢力擴大、大量非法移民湧入、犯罪和吸毒問題惡化等都是美國社會經歷的重大變遷。這些變遷成為了右翼民粹主義和其他極端思潮的溫床。
美國為了維持其全球霸權，採取各種政策，竭盡全力遏制中國的崛起也產生了不少侵蝕美式民主根基的後果。同時，美國窮盡氣力以中國為敵，企圖永續美國全球霸權也對美國民主的運作不利。在與中國為敵的同時，美國國內因為對華立場不同而引發分化和衝突。國內歧視、排斥和襲擊華人乃至亞洲人的情況會愈趨普遍。美國政府因為擔心被中國滲透和策反而在國內實施嚴厲控制，從而削弱人權和自由。
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國際關係學高級講師範．傑克森（Van Jackson）和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講師邁克爾．布雷內斯（Michael Brenes）在其合著的《競爭：大國競爭如何威脅和平和削弱民主》（2025）（The Rivalry: How Great-Power Competition Threatens Peace and Weakens Democracy ）一書中指出：「在與中國競爭的時代，美國政治變得更加分裂和尖刻。中國是加劇這種兩極分化的因素，而不是緩解它的因素。」「把中國當替罪羔羊會讓政客們把時間花在逃避民主問責上。這也鼓勵他們忽視中國威脅之外的美國人和地球面臨的真正問題。」「競爭會激起人們對『其他』敵人的恐懼。冷戰期間，對顛覆、間諜和不忠的恐懼導致公民們互相反對。對中國顛覆活動的恐慌在美國再次蔓延。」「關於『第五縱隊』（編按：泛指隱藏在對方內部的間諜）和顛覆的言論的普遍利用加劇了種族恐懼和怨恨的氣氛，這種恐懼和怨恨不僅針對中國公民，而且針對那些長得像亞洲人的人，剝奪了他們像其他人一樣享受政治平等的能力。」「（大國競爭）助長了社會反民主的傾向，降低了公民民主的品質。」尤其嚴重的是， 與中國為敵將會犧牲美國國內的平等並激化極端主義。
美國的反美國民主勢力冒起並取得愈來愈多的政治權力，這與美國憲法有密切關係。換句話說，美國憲法讓那些反民主的勢力有機會和渠道取得政治權力，並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那些勢力。事實上，不少美國學者早有提出美國憲法帶有反民主本質的主張。18世紀頒布的美國憲法是各方勢力鬥爭和妥協的產物，因此在其誕生時已經有不少缺陷。
已故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羅伯特．A．達爾（Robert A. Dahl）在其《美國憲法的民主批判》（2002）（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一書中早已指出美國憲法內幾個非民主（undemocratic）的元素，包括奴隸制（它既沒有禁止奴隸制，也沒有授權國會這樣做）；選舉權（憲法未能保障選舉權，選舉權的資格由各州決定）；總統選舉（行政權力掌握在總統手中，根據制憲者的意圖和設計，總統的選舉不受民眾多數和國會的控制）；參議員選舉（參議員不是由人民選舉產生而是由州立法機構選舉產生，任期為六年）；參議院的平等代表權（每個州都被授予相同數量的參議員，不受人口限制）；司法權（憲法未能限制司法機構宣布國會正式通過並經總統簽署的法律為違憲的法律的權力）；國會權力（國會的權力受到一些局限，令其可能甚至不能在法律上賦權聯邦政府採用所有現代民主政府都採用的手段來監管或控制經濟平等）。尤其重要的，是美國憲法沒有實現政治平等。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兩位政治學教授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和埃里克．希克勒（Eric Schickler）在他們的新著《黨派國家：國家化時代美國政治的危險新邏輯》（2024）（Partisan Nation: The Dangerous New Logic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a Nationalized Era）中感嘆說：「今天我們需要問：在這種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下，我們的憲法秩序還能有效發揮作用嗎？它能存活下來嗎？」「今天的兩極化如此不同，它對我們的憲法體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憲法根本不是為了應對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而設計的。事實上，在很多方面，它放大了治理失調和民主倒退的脆弱性。」
兩位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史蒂文．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合著的《少數人的暴政：美國民主為何到達臨界點》（2023）（Tyranny of the Minority: Why American Democracy Reached the Breaking Point）書中認為，美國憲法容許少數勢力享有巨大的左右管治的力量。他們的分析是：「美國憲法是在前民主時代制定的，它允許黨派中的少數派經常阻撓多數派，有時甚至統治他們。當他們落入極端主義或反民主黨派少數派手中時，就特別危險。」「當今美式民主的弊端更接近相反的問題：選舉中得勝的多數派往往無法贏得權力，而即使他們贏得權力，他們也往往無法治理國家。那麼，今天我們面臨的更緊迫的威脅就是少數人的統治。」
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法律學教授埃爾溫．切莫林斯基（Erwin Chermerinsky）在其《沒有民主能永遠持續下去：憲法如何威脅美國》（2024）（No Democracy Lasts Forever: How the Constitution Threatens the United States ）的書中更明確指控美國憲法是美國民主敗落的元凶，指出要挽救美國民主，美國憲法必須作大幅改革。「拯救美國民主所必需的憲法改革並不難確定。它們必須包括總統的民選、根據人口分配參議院席位、廢除或至少改革冗長辯論、限制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消除黨派劃分選區的弊端，更明確地賦予國會權力特別是在民權方面、限制競選開支、進一步促進種族平等以及更好地保護投票權。」
無疑，美國憲法實施以來已經作了27次修正，但仍然遠遠未能徹底清除其反民主的條款。修正美國憲法在政治上是極其困難的事，要修正美國憲法的條款，必須要國會兩院都有三分之二議員同意、四分之三的州議會贊成。今天，美國政治高度對立分化，少數勢力不願意削減權力，在這種惡劣政治局面中修正美國憲法不啻是緣木求魚，重開制憲會議（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制定新的美國憲法更是不可能的事。
由於美國民主的敗落與美國憲法的缺陷有密切關係，而美國憲法又不可能被徹底修改，加上美國國內政治鬥爭分化嚴重，對外又堅持與中國為敵，那麼重振或重塑美國民主、讓美國民主獲得新生便絕對不可能。相反，美國民主走向進一步衰敗便是大概率會發生的事。
美國民主敗落的影響
美國民主的敗落不僅對美國影響重大，對國際政治的衝擊更難以掌握和估計。不過，我們有理由預期，一個滑向威權主義的美國不會再願意耗費國力來支撐那個它設計和領導的政治和經濟「自由國際秩序」。為了美國自身利益，美國會奉行強權政治，以威迫利誘特別是威迫手段同時壓迫盟友、夥伴和敵人，迫使他們向美國讓利或屈服。
「強權就是公理」和「叢林法則」將會成為國際政治的規則。國際失序（international disorder）變成常態，國際組織難以維持國際秩序。美國會減少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不同國家會以自身的狹隘利益為重，國與國之間的紛爭會此起彼伏，很多需要各國合作才能解決的問題便難以處理。
與此同時，一個走向威權主義的美國在國際上不會再以「民主理念」為號召，會減少輸出美式民主，不那麽熱衷於在別國搞「政權變更」（regime change）和策動「顏色革命」，不太願意為拉攏盟友而付出代價。同時也會盡量避免捲入戰爭，反而會更從美國自身利益出發、積極與其他國家進行討價還價和利益交換。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的變化對中國的安全、發展和崛起未嘗不是好事。
原刊於《紫荊論壇》2025年1至3月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