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兩個月，連串重大外交決策和行動，直接衝擊現行世界格局，除了對俄烏戰爭的處理、啟動退出世衛組織、威脅退出世貿組織，還有的是對中國實施兩次10%額外關稅，以及針對全球鋼鋁的25%關稅的同時，增加更多額外關稅措施。
同時，全球政治和經濟情况正處多事之秋，大國對待自身利益的考量變得更狹隘、行事更趨功利。這些重大變化，對中型和體積較細小國家而言，帶來對自身安全的更強烈擔憂，積極考慮增加軍事開支的同時，行事更趨各自為政。尤有甚者，二戰以來各國共同艱苦建立的如聯合國安理會、世貿組織等應對國際衝突和政策協調的組織及機制，形同虛設，完全未有發揮到預望的領導和協調角色。
另一邊廂，國際社會對包括非洲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援助，也出現大面積收縮，影響對這些國家的人道主義救援、發展計劃，以及急需改善的醫療衛生環境。
全球化領導力缺失 各國各自為政
曾幾何時，備受推崇和充滿樂觀情緒的全球一體化熱潮，悄然退卻。有人認為，新時期或是「兩個全球化」，即全球化已變得一分為二：一方面是以傳統美國陣營為主導的一體化；另一方面是以中國為主導的另一個一體化。對此，部分人認為以中國目前的經濟、金融、科技、意識形態實力，通過依賴「內循環」為主力來建設全球一體化主體，尚言之過早。此外，曾幾何時亦有人以「G2」形容全球正邁向「美中共治」格局，唯形勢發展卻完全出乎意料。
相反，另一個值得留意的見解是，過往以西方國家陣營為主導的全球化，卻由歷史上的G7（七國集團）、G20（二十國集團）體制，逐漸滑落至當前的「G-Zero」時代，即是以全球化領導力缺失、全球各國各自為政為特徵。
美國政治風險及諮詢公司Eurasia Group創辦人Ian Bremmer在其2012年的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一書稱，「前個世代，美國、歐洲與日本曾是當時的世界強權，在開放市場的自由民主下，推動全球向前行。但是現在，這些國家幾乎都自顧不暇」，結果是「70年來頭一遭，沒有一個單一國家或聯盟能夠面對作為全球領袖的挑戰」。
該書續稱，「令人擔憂的是，我們正面臨着許多跨國境的挑戰，這些都是極需國際合作才能解決的問題」；但不幸的是，「G20無法發揮效應，G7又已走入歷史，在缺乏全球性的領袖下，不僅引起不確定感、動盪、競爭，甚至還引發公開衝突」，「這一切宣告着G-Zero時代的來臨」。該書列舉須協調跨國努力以應對的挑戰，包括「經濟穩定發展、氣候變化、網絡攻擊、恐怖主義，以及糧食和清潔食水供應等」。
及至最近，事隔10年，全球經歷了俄烏戰爭、中東以巴衝突，及台海、南海戰雲密布等事件後，Bremmer維持並深化他原先的判斷。他主理的Eurasia Group，在今年初發布的《2025年全球25大地緣政治風險報告》（Top Risks 2025）中表示，當前世界居首位的地緣政治風險，是G-Zero時代的到來。報告表示：「在這個時代，沒有一個大國或大國集團願意並能夠推動全球議程和維護國際秩序。這種全球領導力的缺失，正令世界變得愈來愈危險」，新局勢將導致「地緣政治不穩，削弱世界安全和經濟架構，造成新的和不斷擴大的權力真空，使無賴行為者更膽大妄為，增加事故、誤判和衝突的可能，新的全球戰爭風險比任何時候都要高」。
李顯龍：當前或是全球局勢轉折點
同樣對今天局勢敲響警號的，還有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今年3月他在該國舉辦的海事周發表主題演講稱，過去60年全球大大小小國家，對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和條約，普遍承認，並得到協商和通過；各國亦明白「經濟自由化和更自由的貿易將使所有人受益」。
但他隨即表示「唯今時不同往日，地緣政治發展正嚴重衝擊全球貿易體系」，「過去10多年，主要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各國變得愈來愈焦慮，爭先恐後地希望超越對方，將安全、韌性和自力更生置於相互依存和合作之上」，「一些大國正在採取更為交易性（transactional），有時甚至是脅迫的（coercive）方式，來實現短期目標，較少關注更間接和長期的利益」，「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在最近幾個月加速發展」。他更認為：「當前時刻可能會成為（全球局勢）另一個轉折點。」
Eurasia Group報告也指出，G-Zero時代面對的，還有核心國際機構如聯合國安理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不再反映全球力量的基本平衡和協調，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聯盟擁有推動國際議程，或提供全球公共產品（public goods）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這是地緣政治的衰退。果如是的話，全球前景又將如何演變？
很難想像在現實中，國與國之間權力影響全歸於零後，到底會是一個怎樣的情况。但正如李顯龍所言，世界可能將真正進入一個「自二戰以來從未見過的新時代」。況且，經濟學博弈論展示，當博弈活動的參與者各自按最符合個人理性的選擇去行動，對集體而言，結果可以是「次優」或是難以接受。更何況難以肯定的是，所有參與者是不是都沒有例外地均為「理性人」？
另外值得一提，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著名國際政治學者Joseph Nye曾經撰文，提醒人們不要重犯Kindleberger Trap（金德伯格陷阱），即指國際體系中無國家願意和缺乏能力去承擔領導責任，是導致二戰爆發前的失序，不贅。
長和事件 突顯地緣政治非遙不可及
無獨有隅，3月初新加坡外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在當地國會表示，「烏克蘭戰爭後，我不相信任何現有核武國家或原核武國家會放棄核選項，這將使世界變得更危險」。這不啻是對於當世界步向G-Zero時代，最悲觀的前景投射。再者，香港長和集團擬出售全球港口事件，更突顯地緣政治因素並非遙不可及，而是時刻影響着我們，哪怕表面看來是一宗普通商業交易。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