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黃修平導演（Adam）的電影，是2013年的《狂舞派》，「為咗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這句經典對白，多年後的今天，仍不時在耳邊響起。
十多年過去，他的新作《看我今天怎麼說》，近日上映，我也看了。這是一齣關於「聾人」的電影，敍事的側重點不同，少了點激情，卻多了細膩的描繪，以及對聽障人士的關懷。
這個專訪，要感謝新亞校友會會長，得她搭橋牽線，我才約到Adam接受訪問。
訪問那天，來到香港浸會大學，坐在傳理視藝中心地下的咖啡廳，我們聊將起來。
話匣子打開，免不了細說當年，他從早年的學習經驗說起，談到自己的新作。
幸遇良師 毅然踏上藝術路
黃修平生於1975年，小時候的他，已極愛繪畫。「家中經常有一叠畫紙，我就隨手拿來畫粉彩畫，任意塗抹……」他還記得，當時有一個雪山雪糕的電視廣告，「是單線動畫，將一條雪糕生產線呈現出來。」他看了之後，便將畫面仔細描畫出來。
讀小學的時候，他最喜歡的科目，也就是美術勞作，「我早期的作品，也反映出我對手工的喜愛。」他也喜歡砌模型，將組件拆散再組裝、上色，還愛將場景砌出來，當時的他，已喜歡自己動手做創作。
80至90年代，日本漫畫風靡全球，黃修平也不例外，受到流行文化的影響，念小五、小六時，他迷上日本的動漫作品，例如《足球小將》、《龍珠》等。喜歡繪畫之餘，他也曾夢想成為動畫師。
1987年，他踏上中學，就讀於英華書院後，他開始追求一些藝術性比較強的東西。中一還未入學前的暑假，他看了一齣由英華劇社製作的話劇──《成長》，已感到很大的衝擊。
到中一時，他觀看了劇社作品《命運》，「這齣話劇，利用意識流對白、形體動作及劇場空間，演繹了人類不同的命運……」更令他震撼不已。
中二時，他加入劇社，「英華有非常藝術的傳統，喜歡比較抽象創作集體，我開始跟師兄們一起搞劇場，接觸另類藝術……」他們喜歡看「進念劇場」的作品，也愛聽「達明一派」、「夢劇院」的歌曲。
至中三，美術老師葉秀賢，為他打開了一道通往藝術之門，「葉老師除了教授美術，還鼓勵學生讀文學、哲學，觀賞前衞劇場，是不少『英華仔』藝術路上的啟蒙老師，她把我從潮流文化帶到前衛的純藝術世界裏。」談起往事，他臉上泛起笑意。
中三學期終時的一份功課，以”Form of Expression”為題，不是畫一幅畫，而是要求學生利用身體或學校的空間去演繹一個概念，非常與別不同，讓他至今難忘。當時，葉老師舉了一位師兄的功課為例，「他拿着一卷廁紙，着老師在另一邊不住地拉，直到最後一格，紙上畫了一把刀，作品就名為『圖窮匕現』，實在好精彩！」
至於Adam，則與幾個同學合作，進行小組創作，「我們利用一個課室，把人生演繹出來！」故事圍繞主角小男孩，以及只有他能看見的石像開展，他經常跟石像分享生活上的高低起跌，直到年老，從不間斷。主角去世時，全場的燈關掉，再開燈時，主角就化成石像，然後有另一個男孩找他……藉以探討人生循環往復的課題。初中的一份功課，啟發了他的藝術想像，也呈現出他的創意，對他日後的創作，影響極大。
上下求索 想當導演不是夢
升上中四，由於理科成績較佳，黃修平選讀理科班，但同時也沒放棄藝術，修讀美術科。「我覺得理科的訓練，對我後來的創作，亦有正面的影響。」
除了葉老師的引導，令黃修平得到啟發的，還有中四前暑假所看的電影《暴雨驕陽》（Dead Poets Society），故事講述一群在保守貴族學校念書的男生，受老師破格的教學所啟發，引起他深深的共鳴，感動不已。「中四時的聖誕節，我看了《阿飛正傳》，也震撼到不得了。」
此後，他為電影着迷，覺得電影的力量很強。「從那時開始，我已想做電影導演。」他一直投入劇社創作，曾擔當過幕前演出，還經常跟劇社的同學去看舞台演出及藝術電影。到中六那一年，他做了戲劇學會的主席，既繪畫，又搞劇場……
1993年，念完中六後，他得到學校的推薦，以暫取生的資格，獲中大取錄，「我很幸運，這是最後一屆暫取生，得到學校的推薦，我通過面試，便可以直接進入新亞藝術系。」
「我感到入讀藝術系，跟以前在中學所學的一套，似乎不盡相同。我只好努力尋找自己在藝術系的價值，在呂振光、陳育強等老師的教導下，逐步學習藝術語言……」他亦指出，從中學到大學的藝術教育，形成個人獨特之處，但亦令他跟其他善於講故事的人有所不同。過去十多年，他一邊拍電影，一邊學習，經過多年的努力，逐漸補回個中的不足。
走進中大後，他加入了中大電影學會，認識了一位藝術系的師兄──「影癡」馮家明。從這時開始，他看了大量的藝術電影，著名導演如費里尼、杜魯福、小津安二郎的經典作品，《八部半》、《東京物語》……為他打開了一道通往電影藝術之門，也令他更想拍電影。
他憶述，當時家明及小偉等師兄，曾推薦電影學者David Bordwell的Film Art: An Introduction，他讀後有點不以為然。「我覺得它像一般的教科書，直到我後來去愛荷華大學念書，在這所David Bordwell曾就讀和任教的學校，才逐漸明白這本書是寶。」後來，他在大學任教電影創作，也以此書為教材。
Adam一直醉心電影創作，卻缺乏攝影器材。他自嘆生不逢時，「那個年代智能電話尚未出現，而超8米厘電影已經式微。」為了解決棘手的器材問題，他特意修讀人類學系的課程"Visual Anthropology"，目的便是為了借用攝錄機，但面對拍攝後的剪接問題，掣肘仍然很多。
這促使他面對現實，「我其實比較離地，修讀藝術系，未必能幫助自己從事拍電影的工作。」在二年級下學期，他開始思考畢業後的去向，曾寫自薦信到電視台做實習生，期望為將來進入影視圈工作鋪路。那年的暑假，他進入香港電台，當編導翁子忠的節目助理，拍攝「人口普查」的教育電視。「藉着這個機會，我就在港台的圖書館，觀看了不少劇集，例如《獅子山下》，對方育平的《元洲仔之歌》，印象難忘。」
大三時，黃修平下定決心，努力考好GPA，結果藉着新亞書院的交換生計劃，成功取得獎學金，遠赴美國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修讀電影。
他在愛荷華大學報讀了兩個學科──Art Department的"Art Video"和Film School的"Film Production"。他坦言，「我終於有機會接觸電影製作，第一次拿着真正的器材去拍片、剪片……當年投放了很多心思去拍攝短片，磨練空間運用、鏡頭剪接等技巧，對日後投身電影界大有幫助。」他拍了短片《魚》，寄回香港給同學陳心遙，參加香港藝術中心ifva比賽，還得了獎。
他強調，「那一年的學習，不但拓寬了個人對電影的視野，提升了自己拍攝技巧，更邂逅了在Film School修讀電影理論的太太千春。」
結束交流後，1997年7月，他回到香港。在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涯，他報讀了許鞍華電影班，「這個由當時中大的駐校藝術家舒琪開辦的課程，加深了我對許鞍華作品的認識，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愛她的電影。」
黃修平於1998年大學畢業，繼續拍攝短片，並以短片《阿偉與婉芳》（1999年）及《燦若繁星》（2000年），獲得ifva公開組獎項。他在2004 年執導首齣長片《當碧咸遇上奧雲》，然後是《魔術男》（2007年），直至2013年《狂舞派》，叫好叫座，令他獲得香港金像獎新晉導演獎。
透過電影，他傳遞出一種豁出去的精神，「我希望香港可以有更多人，為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物做到盡、做到足⋯⋯將不可能的夢想變成可能。」隨後，他拍了《哪一天我們會飛》（2015年）與《狂舞派3》（2021年），至今時今日，創作路上，他一直在尋求突破。
尊重選擇 看我今天怎麼說
談到正在上映的《看我今天怎麼說》，黃修平指出，這齣電影的構思，源於六年前。當時他看了思言的劇本《海底私語》，其中有一個場面，描寫聾人在海底打手語的情景，「我覺得這一幕好吸引，想不到，原來到了水底，聾人懂得打手語，反而佔優勢。」其後，思言告知他很多有關「聾人文化」的事情，亦觸及「聾人身份」的重要性。
他反問思言，「假如世上有一個很犀利的儀器，可以令聾人變回健聽人士，但仍會有聾人選擇不用嗎？」豈料思言的回答是「係」！
「這個答案好震撼，對我有好大的衝擊，好似被點中穴道一樣！」這種震撼激發了他，「原來即使科技令人聽得見，他們都會選擇做聾人。我當然知道，並不是所有聾人都會如此選擇。」就因為這個答案，他決定要開拍一套關於聾人故事的長片。
黃修平於是開始搜集資料，看相關的書籍，如《我的聾人朋友》，又學習手語，拜訪不同聾人，作深度訪談，又走訪各個聾人機構，了解聾人社群及其文化，還跟人工耳蝸醫生見面，考察訪問助聽器廠商等。「在過程中，對於聾人文化，以及他們各自成長的探討，我感受很深。他們生活上有共同的習性、特質，亦有一種好特別的價值觀，他們強調自己身份，以及對『真我』的追求，跟我自己做人，或是創作時追求的理念甚為吻合。」
他是導演，也是編劇與剪接，與思言、千春和何康一起合寫劇本，「這個電影，我把太太千春也拉進來，參與創作，除了編劇，她也是剪輯之一。」
黃修平一再強調，「人工耳蝸與手語之爭，由來已久，尤其是在外國，但在這齣戲中，我不單只會提手語，也會從人工耳蝸的角度補充，我必須帶着比較平衡的立場去講聾人的故事。」
Adam指出，「參考外國的聾人電影時，我發現有些由聾人班底製作的戲劇很偏激，那是由大楷字母Deaf的聾人主理的劇場（Deaf：以手語為第一母語、擁抱聾人身份，不視之為殘疾的群體），令我也不禁覺得有點妖魔化人工耳蝸之嫌，但我非常理解他們的憤慨。可是，我是健聽人，我應盡力做到不偏不倚。」
在電影中，他講述有些聾人藉着手語去擁抱自己身份，同時，對另一些努力地去學習口語，嘗試去融入主流社會的聾人，亦表現出尊重。
電影設計了三個角色，三位聾人青年因背景不同，選擇各異，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群體。子信自小生活在無聲世界，以聾人身份為榮，藉着手語活出自信；素恩自幼接受人工耳蝸手術，從小被母親要求學口語，並禁止用手語，以便融入主流社會；至於Alan，則游走於兩者之間，他既學習口語，亦會打手語，而且植入人工耳蝸，努力融入健聽人的生活。三位因手語結緣的朋友，在成長的過程中，既要面對外界偏見，亦要化解自我身分認同的困惑。最終，他們各自作出選擇，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我現時接觸到一班比較年輕的聾人，他們主要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成長，據我的觀察，他們相處得比較融洽，人工耳蝸、助聽器或手語之間的矛盾，在他們的身上，似乎沒有出現太大的衝突，各有不同的選擇，卻互相尊重，真正做到共融⋯⋯」黃修平指出，主要是由於手語被接受的程度，比十多年前大得多，而人工耳蝸的植入技術，亦較以往進步，效能也因此提升了。
「不過，要將聾人變成健聽人，其實絕不容易，人工耳蝸的植入，是入侵性手術，效果亦因人而異。」他接着補充。
「我嘗試將聾人文化客觀地呈現出來，電影強調個人選擇，我們要尊重每個人的選擇。但有時候，也會出現『唔到佢選』的情況，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局限，也許是因為體質，或其他不同的自身條件。」他認為，尊重選擇之餘，社會亦應提供多些無障設施，例如多些地方有手語服務，展現對聾人社群多元性的尊重。
「聾人文化的身份認同並不是單一的，電影中我最關心的是真我的問題，不是要跟世界力抗，而是如何融入社會之餘，又不會扭曲自己。」他如是說。正如電影主題曲What If 結語所言，相信每個聾人只是想「可以選，我選自由自在」。
黃修平不諱言，「我們是從聾人的角度去寫這個戲，但我不是真正的聾人，作為健聽者，在拍攝過程中，我不斷提醒自己，要準確地描述聾人的世界，故此需要考量的事情更多，也要不斷調校修正。」例如電影片尾主題曲的手語動畫，原本只有手部動作，但千春指出「表情也是手語的一部分」，認為歌詞的作用是溝通，手語不僅是手部郁動，還要配合臉部表情，才能完整表達。結果，電影主題曲不但配有人像手語動畫，團隊還為主題曲拍攝真人手語音樂短片。
黃修平直言，此片是其電影生涯一個重要里程碑，在修改的過程中，他表示自己已盡力而為，期望向觀眾展現最好的作品。
《看我今天怎麼說》在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獲得七項提名，其中包括「最佳導演」、「最佳電影」等。黃修平也表示，這部電影是他最滿意的作品，獲七項提名，的確好難得，但還是以平常心去面對。
「這次高手如雲，可以躋身其中，縱使贏不到也感到光榮。」他最感欣慰的，是手語主題曲What If 得到「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的提名。「是否獲得獎項並不重要，有機會讓一班手語聾人朋友，可以在金像獎舞台上表演，我覺得這是香港聾人文化好重要的一個環節！」
看他今天這樣說，我們也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