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長江和記實業宣布，以228億美元出售旗下子公司包括巴拿馬在內的港口業務。受消息刺激，長和股價一度飈升，不少股評人都認為這宗交易令長和避過一場政治風暴，兼且賺得豐厚利潤，是一宗「好刁」！
但事態發展急轉直下，《大公報》接連發文痛批。第一篇題為〈莫天真 勿糊塗〉，港澳辦、中聯辦分別在本月13和14日轉載。該文指交易「是美國運用國家力量，通過脅迫、施壓、利誘等卑鄙手段侵吞他國正當權益的霸權行徑」，是「包裝成『商業行為』的強權政治」，「面對如此大事大義大節，有關企業當三思……好好想想自己要站在什麼立場、站在哪一邊」。文章火力甚猛，以引述網友之言指長和「是沒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漠視國家利益、民族大義，背叛和出賣全體中國人」。
到本月15日，港澳辦和中聯辦再次轉載《大公報》文章，題為〈偉大的企業家都是錚錚愛國者〉，該文一連提出幾個問題：為何輕易將重要港口轉讓給不懷好意的美國勢力？有沒有考量國家民族利益？有否助紂為虐、貽害中國和世界？文章又指：「面對美國的強權霸凌，唯有堅定地與國家站在一起，勇敢鬥爭，才能保家衛國，才能贏得尊嚴、守住清譽。」
新時代下對企業的新要求
筆者上面引述的只是兩文中批評最激烈的一部分，若有興趣探究這場「售港口」風波，讀者應找兩篇原文細讀。港人看商業交易比較簡單：是否看準時機、是否有利可圖、是否有利股東、是否合法合規、是否公開透明。合乎上述「標準」，一宗商業交易就應該算是「可接受」的了。但《大公報》的文章提出了當下做交易的「新標準」，包括要洞察國際政局、要考慮國家利益、民族大義；要考慮在中美鬥爭大局下站穩立場，要堅定地與國家站在一起、保家衛國。
從企業角度看，這是新時代、新形勢下的新要求。商界也許以前沒有想過，或者有意無意之間希望避開政治和國家利益考量，但這些已不可行。以後在商業活動中，商界都要把一系列「新標準」列為首要項目，不但要考慮，更要站穩立場。可以說，這場「賣港口」風波的影響非常深遠—以後企業都要「講政治」、要緊跟國家步伐，除了法律法規，還要追隨國家的政治路線、重要國策，「偉大」企業家就必須是個愛國者（過去或許以為只有從政才需要）。
地緣政治風起雲湧，大國博弈令人眼花撩亂。過去香港角色較「簡單」，就是在夾縫中求生，藉一國兩制的有利位置，在中西之間折衷斡旋、左右逢源，做中間人搭橋鋪路，當好「窗口」。上述種種都是香港特長，也是香港得以維持國際競爭力的最大本錢。
中國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的排序，令商人經常被標籤為「奸商」，是投機倒把、唯利是圖之輩，不為官府重視。而商人要保平安，就只能「勾結」官府，或與官府打通關係，游走於官商之間，做個紅頂商人。
近世中國開始出現一批具「特殊」身份的商人。他們是19世紀初的買辦，幫助西方國家與中國貿易，扮演中外通商橋樑角色。他們很多都受僱於外商，在當年國人眼中，買辦跟外商在利益上都有共同點，是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上侵略和控制中國的工具。
買辦角色不斷演變。隨着商行式微，買辦的中間人角色不再重要。到1949年後，不少在大陸的外資企業撤到香港，香港本地也冒起不少「新一代」商人。他們在西方式商業環境下經營，做的不再單純是中間人角色，唯仍然保持跟西方國家的緊密關係。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前，香港基本上是西方資本主義國際體系一部分，出口主要是向西方國家，吸引來港的也主要是美歐資金；本地經濟表現主要看美國，股市則追隨美股走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香港商業社會都是唯美歐市場及西方標準馬首是瞻，「愛國」觀念的確非常薄弱！
2017年特朗普上台 香港作用開始變質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急速崛起，香港經濟也不斷向北移，大陸影響力大幅上升。但香港商人和企業的最大優勢，仍是接通西方，與美歐商業世界緊密聯繫。而由於關係「特殊」，香港企業大多要跟隨美歐國家標準和要求行事，並遵循它們的指令。
這種關係過去相安無事、北京默許，並且視西方關係為香港商界強項，是內地企業無法取代的優勢。而香港這種特殊作用，也為國家帶來重大利益。不過從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上台開始，香港的微妙作用即開始變質—從過去的中西通吃，變成兩面不討好。在長和「賣港口」風波之前的孟晚舟事件，正是拉開內地、香港、西方國家之間因地緣政治而萌生矛盾的序幕。
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是在2018年過境加拿大時被捕並遭扣押，加拿大準備將孟引渡到美國受審。此案顯然是中美角力的政治事件，但案件的起源卻扯上了香港的匯豐銀行。據當時的愛國媒體報道，「所謂孟晚舟案，完全是美國炮製的政治案件。匯豐銀行參與構陷，惡意造局、拼湊材料、揑造罪證，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唯當時也有報道指，匯豐在美國有龐大業務、受美國法例監管，美國政府要求銀行提供某人資料，匯豐是無法拒絕的！言下之意是匯豐角色被動，雖不想涉及政治，但卻無端成為政治風波中的磨心。
長和在「賣港口」風波裏的角色同樣十分被動。今年1月特朗普甫上任就公開表示要「收回巴拿馬運河」；到3月他進一步表示，已指示國防部提供軍事選項，確保「美國能夠毫無限制地進入巴拿馬運河」。上周五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報道指，這可能是特朗普「美國優先」戰略中最新的主要指令。
面對美國來勢洶洶的威脅，作為一家香港企業，長和可以做什麼？長和在交易聲明中表示，出售港口「是純商業性質，與近期關於巴拿馬港口的政治新聞完全無關」。是耶非耶？
新形勢下商人的不可或缺素質
長和營運的是巴拿馬運河兩端之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吞吐量佔和記港口集團10%至15%，收入穩定，營運權尚有22年。2024年1至7月業績顯示，巴爾博亞港貨櫃箱吞量增長14.7%，克里斯托瓦爾碼頭吞吐量更增長30.5%。業務表現良好，是什麼「商業理由」需要出售？特朗普上台後以關稅向全世界施壓，連歐盟等美國盟友都招架不住，一家香港企業又可以怎樣？
總部在北京的TikTok同樣受到美國政府施壓，要求出售給美國企業，TikTok行政總裁要到國會受美國政客拷問。TikTok能夠做的，也只是強調自己是一家商業機構，沒有受中國政府控制。這種應對方法，是否也沒有考慮民族大義？
內地上月舉行民營企業座談會，領導人要求民營企業家要「滿懷創業和報國激情，厚植家國情懷」，要求的不光是做好企業，而是有商業效益以外的更高要求。香港現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新形勢下，即使是商人也要認清國家要求，「報國激情」、「家國情懷」已成為不可或缺的素質。
回歸初期，港人治港被「演繹」為「商人治港」，內地奉商界名人為上賓、言聽計從，工商界對港政有相當大影響力。當年商人「愛國」，大多表現在向內地捐款、扶貧助學，並沒有「報國」的要求，中央也絕少介入「指導」商界如何投資。
從2019年開始，這種「傳統」已開始轉變。去年11月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南下會見香港工商界，提出「六個需要」，並指北都和交椅洲人工島填海是好計劃，希望工商界積極參與。很明顯，香港過去政治與經濟商業的分界比較清楚；唯新形勢下，搞經濟需要洞察政治，企業家也需要接受中央指導、要有中央期待的政治角色。
香港工商界現需努力補政治課
事態發展告訴我們：隨着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升級、中美鬥爭愈來愈激烈，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商業營運將遇到更多政治風險。剛結束的北京「兩會」寄語香港應深化國際交流，但有前車可鑑—拓展國際關係可能隱藏着一般港人無法預測的政治陷阱！
特區政府現在有駐外經貿辦、貿發局等組織協助港商開拓海外市場，這屬於純商業活動，現在看來並不足夠。配合政治氣候轉變，特區政府是否要跟外交部一道，設一個「香港特區外事辦」，向企業提供涉及地緣政治的意見！事實證明，香港企業純從經濟效益或商業角度考量問題的日子已經過去。現在是工商界努力補政治課的時候了。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