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當今瞬息萬變的國際舞台上，俄烏戰爭可能的結局，無疑成為了全球關注的焦點。這場衝突不僅是對國際秩序的一次嚴峻考驗，更引發我們對戰爭、人性、權力與和平的深刻反思。弗朗西斯·福山曾斷言「歷史的終結」，認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體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也是最後的體制。然而，俄烏戰爭的爆發，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反應，似乎正在對這一論斷提出質疑。
本文深刻剖析了俄烏戰爭的根源與後果，指出這場戰爭既是美式霸權全球性擴張的產物，也是國際秩序失衡的必然結果。美國在國際層面的腐敗與過度擴張，不僅損害了主權國家原則，更加速了自身的衰落。而俄烏戰爭的結束方式，將直接決定未來國際秩序的走向。
俄烏戰爭與世界分裂
世界範圍內看，俄烏戰爭既是一個分裂的世界的結果，也會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分裂。儘管大多數人都希望結束這場戰爭，但隨着美俄就結束俄烏戰爭開始進行談判，這個世界變得更加不確定了。戰爭或許會結束，但接下來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是一個特朗普所宣稱的「永久和平」的世界，還是一個人們所恐懼的更加動蕩的世界？一個秩序被恢復的世界，還是一個變得更加無政府的世界？
這些擔憂都很有道理。儘管人們希望和平，但實現和平的方式則決定了未來的情形是怎麼樣的。確切地説，從今天人們對這場戰爭的態度來説，沒有任何理由可以使人感到些許樂觀。無論是政壇還是民間，這個世界充滿了情緒，而缺少對國際事務的任何理性思考。正如一個分裂的世界中，無論對特朗普還是對普京，都變成一邊是一片嘲笑聲和怒罵聲，一邊是歌頌和褒揚的局面。戰爭是死人的事情，但眾人卻把此當成娛樂消遣的談資。
人性與國際秩序：從封建到主權國家
戰爭是人性的產物
更令人悲觀的是，人類對「戰爭是否應當存在？」這一基本的問題都還沒有達成共識，如何避免和防止戰爭更無從談起了。有人痛恨戰爭和熱愛和平，就有人發動戰爭和追求衝突。從本質上説，戰爭是人性的產物。正如體育滿足人性，戰爭也滿足人性。為了論證戰爭的合理性，人們往往把戰爭區分為「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他們頌揚「正義」的戰爭，反對「非正義」的戰爭。另一方面，為了結束戰爭，人們則轉向戰爭的殘酷和戰爭帶來的犧牲，婦女、兒童和老人。很自然，就交戰雙方來説，都相信自己是站在正義這一方的。文明發展到今天，「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在強化。在「社會達爾文主義」那裏，戰爭猶如自然界的適者生存，經過戰爭「洗禮」的人才能得到合理的存在，才能獲得人格的昇華。
所以，當人們説和平的時候，僅僅只是一部分人的訴求或者追求。和平並非不可能，但和平往往是短暫的。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設計的所謂的「永久和平」依然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烏托邦」。迄今，人類還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保障世界的和平。不能説人類沒有努力，人類已經足夠努力了，幾乎窮盡所有辦法來減少和控制衝突，包括利用宗教、帝國、主權、聯合國、權力制衡、聯盟、經貿領域的互相依賴等手段，甚至不惜消滅那些被視為挑起戰爭的分子等等。但經驗地看，所有這些方法在阻止一些戰爭和衝突的同時又製造了其他的戰爭和衝突，甚至是更多形式的戰爭和衝突。
如果説戰爭是人性所致，那麼就不能幻想戰爭的消失。總體看來，每一個時代的人如果能夠找得到減少衝突和暴力的方法與機制就算是足夠幸運了。儘管沒有永久的和平，但因為持續的衝突也並非人類所能接受的，因此和平也還是有希望的。
俄烏戰爭的結束方式 決定未來的國際秩序
上述所提及的人性所有方面都充分展現在人們對近來結束俄烏戰爭的態度及其基於態度之上的各國外交政策中。到今天，幾乎沒有一方想繼續這場戰爭。戰爭持續三年多了，各參與方無論是人員的傷亡還是物資財物的損耗都造成了足夠多的犧牲。但是，儘管參與方都希望結束這場戰爭，但人們又開始擔憂戰爭會以何種方式結束。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因為戰爭的結束方式決定未來的國際秩序走向。更進一步説，這決定人類今後的生存環境。這不僅僅關乎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關係，更是關乎到整個國際關係的准則，或者國家生存的准則，尤其是對小國家來説。
概括地説，俄烏戰爭的結束方式決定了近代以來建立在主權國家概念之上的國際秩序是否會徹底地解體。原因很簡單，不管引發戰爭的原因如何，俄烏戰爭的發生表明一個主權國家對另一個主權國家領土的直接侵犯。如果這場戰爭最終以滿足戰爭發動方的要求而結束，那麼表明主權國家原則的解體。
近代之前的帝國時代
主權概念出自近代的歐洲。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國際秩序實際已經歷了幾個主要階段。近代之前，普遍流行的「國際」秩序表現為「封建」，即高度地方和分散化的地方國家，在歐洲表現為「城堡」。這些封建領地的存在猶如一個個土豆，自給自足。即使它們之間有些貿易，但關聯度很低。封建生產力低下，靠擴張來獲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從而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擴張的結果便是形成了不同類型的帝國。
實際上，人類有關頌揚甚至崇拜暴力和戰爭的話語或者戰爭敘事，總是和擴張聯繫在一起的。在古希臘，城邦為了把士兵送上戰場，便頌揚戰爭，把戰爭視為是城邦公民的神聖責任，是一份榮耀，或者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為自己所屬的城邦爭取更大的利益。交戰的雙方都會對戰爭進行「正義化」的敘事。這種敘事方式自古至今從未變化，所變化的只是敘事的精緻性。
所有帝國的擴張都有一個臨界點。擴張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也產生巨大的成本。所有帝國都是「多民族」的，隨着帝國治內的「民族」愈來愈多，帝國的「同質性」會愈來愈稀薄，而「異質性」則愈來愈濃厚。一旦內部各民族之間的差異性大於共同性的時候，帝國的解體就會變得不可避免。人類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里都是在封建和帝國之間輪廻，帝國的解體猶如帝國的形成一樣表現為常態。封建的擴張形成為帝國，帝國的解體再次淪落為眾多的封建小國。
近代以來主權國家形成
到了近代，帝國的解體導致了基於主權原則之上的國家體系的形成。這一巨大的變化既來自頻繁的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犧牲，更來自近代主權國家概念的興起。而民族主義則是主權國家形成的最「原始」的反應，或者説是「人性」的反應。儘管主權國家原則是歐洲大國之間因為戰爭的損耗而妥協的結果，但這一原則得到眾多小國家或者較小國家的擁護和支持。很顯然，小國家和較小國家能力孱弱或者沒有能力來保護自己的領土，而主權國家原則可以被用來保護他們的領土完整。
現實地説，儘管近代以來的國際體系是建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原則之上的，但這一原則對於大國和小國（或者較小國家）是不同的概念。即使二戰之後建立了聯合國體系，並且主要國家成為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主導着聯合國體系，但主要大國的擴張從來沒有停止過。二戰之後，當時的前蘇聯和美國都通過擴張而形成了自己版本的新「帝國」。這是一種「進化版」的「具有現代性的帝國」。但「進化」和「現代」並不意味着進步，傳統基於封建之上的帝國和美蘇基於主權國家之上的帝國只有形式的不同，而沒有本質的不同。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後俄烏戰爭的國際（無）秩序 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