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從來不只是一條學術的獨木橋，而是探索知識、創造影響的多重旅程」，這是呂錫進（Danson）的信念。作為裘槎基金博士獎學金及香港賽馬會獎學金的得主，他從香港科技大學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學士、分子生命科學碩士，到在牛津大學攻讀癌症基因組學博士，就學足跡橫跨亞歐的頂尖學府。然而，對於科研與未來發展，他更關注如何將知識轉化為真正造福社會的力量。
參賽確立科研應用志向
呂錫進的目標並非一開始便清晰明確，而是經多次選擇與調整逐步成形。他最初在中學階段選修商科，認為這是一條穩妥的道路，且能避開自己較為抗拒的數學。然而在學習過程中，他發現商業理論缺乏能夠真正引起他共鳴的內容，相比之下，生命科學所帶來的探索感與實際應用價值更吸引。由於學校制度所限，他未能在高中階段轉科，直至入大學後，才正式踏足生命科學的領域。
他回憶道，對生物學的興趣，來自於對生命本質的好奇，相較於商業理論，他更能在生命科學中看到知識與現實世界的緊密聯繫。這種轉變並非一蹴即就。就讀科大期間，他參與了國際基因工程機器設計比賽（iGEM），首次接觸到合成生物學，並體會到跨學科研究的魅力。在這場競賽中，他學習如何將生物學、數學建模與程式設計結合，理解科研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實踐綜合能力，由此確立了自己的方向，決心投身更具應用價值的科學研究。
「有時候選擇不是由我們主導，而是環境為我們開啟了新的可能。」呂錫進形容自己確立方向的歷程。這啟示大家的是，學習與職業選擇並非僅限於最開初的決定，而是在探索與實踐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道路。
從高壓驅動到自律探索
呂錫進先後在香港與英國接受高等教育，讓他對兩地的學術文化有深刻體會。他指香港的學術環境特色為高強度管理，導師會頻繁設定目標與死線，確保研究進度，學生則習慣在外部壓力下推動自己前進。這種模式確保了學術成果的產出，但也可能削弱學生的自主探索動力。
當他來到牛津大學後，發現這裏的學術文化截然不同：「導師不會催促進度，一切全憑學生的主動性，沒有人會推動你，你必須學會推動自己。」在這樣的環境下，他開始思考：「如果沒有人監督，我還會繼續這條路嗎？」
這一轉變讓他意識到，真正的學者，並非為了交功課而學習，而是為了探索未知而前進，研究的本質對知識的持續追求。
博士生涯的挑戰
「學術界的晉升從來不是單靠學術能力，還需要策略、資源、關係和時機，你便會開始思考，這是否唯一的出路。」呂錫進坦言博士生涯讓他深刻理解科研的現實。他表示博士畢業後，許多人需經歷長達六至八年的博士後研究（Postdoctoral Research），才能競逐有限的教職，而這些機會的供應遠少於博士畢業生的數量。
學術界的競爭不僅來自知識的突破，還來自資源的爭奪。研究經費有限，許多科研人員需投入大量時間撰寫研究計劃書，競逐資助，甚至面對職位不穩定的困擾。
於是他開始探索其他可能，嘗試進入生物科技產業及創投領域，希望了解學術研究如何轉化為產業應用。他曾在生物科技風險投資機構實習，研究投資人如何評估科學技術。
頂尖獎學金的意義
獲得裘槎基金博士獎學金與賽馬會獎學金是榮譽與肯定外，也提供全額學費與生活資助，還包括額外的研究資金，甚至創業或學術發展基金，支援學者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
呂錫進認為，即使獲得最頂尖的獎學金，仍無法改變學術界的結構性挑戰，例如晉升困難、學術資源分配不均，以及科研成果如何進入市場等問題。
留英發展還是回流香港？
對於未來，呂錫進積極探索產業研發、創業，甚至回流香港的機會。他表示歐美的生物製藥產業發展成熟，提供大量高薪研發機會，而香港的生物科技產業雖然仍在發展初期，但具備政策支持與市場潛力。
然而他也深知回流發展的挑戰：「香港的科研產業仍在起步，資金、技術轉移、產業鏈等方面仍須完善。」這讓他對未來的抉擇更為慎重。
他認為真正的科研信念，不僅是發表論文：「學術研究的價值，不應只停留在實驗室，而是要進入產業，影響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