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局勢風起雲湧，香港又遇發展方向與步伐快慢的爭議。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親自南下，落實習近平主席的澳門講話精神，旨在敦促香港要快馬加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其中一個演繹跟過去比較，顯示有新精神：誰的辦法管用，就用誰的辦法。這個比喻形同鄧公的「黑貓白貓」理論，無人會爭議。但將「辦法」上升到「制度」，性質就改變了。雖然制度創新應該無邊界，但也應考慮到變化的時間及可能引起的士氣問題。
據媒體引述，去年12月中大（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肖耿在前海論壇發表講話，相信主題是深化深港金融合作，但後面又講到關於超越金融合作的建議。他認為香港應該有一個「超級特區」，其理據是當年深圳特區的試驗是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而當今香港同樣可承擔一個國家大局的試驗，把中國外循環與內循環銜接；而且正值香港規劃發展北都，有條件在北都其中一個片區做試驗。具體建議是：在「北都大河套片區」，將深圳河的海關與邊檢分界線向香港境內南移幾公里，形成一個「香港境內關外──深圳境外關內」的兩地深度合作超級特區，使之既可以用深圳的水電氣、人財物、產業/市場/基礎設施等硬實力，還能同時叠加香港法律、監管、城市管理等軟實力，降低片區建設合作成本，為推進深港科創樞紐奠定基礎。
「超級特區」關鍵在「關外」
這個簡稱「海關南撤」的超級特區建議，立意非常好：使用深圳水電氣可大幅降低成本，對吸引內地企業在港境內設置機構，十分有利。這個建議最關鍵部分在於「關外」，即「海關與邊檢管轄範圍以外」。
內地有「飛地」的做法。深圳在汕尾市有一塊468 平方公里的「深汕特別合作區」，由深圳主導管理，有責任將深圳工業溢出部分疏導到合作區，部分稅收歸深圳，產值屬廣東省。但這個飛地同屬廣東省管轄範圍，並不涉及海關與邊檢。
香港也曾與飛地擦肩而過。2014年時任特首梁振英獲中央首肯，在南沙撥出一塊地給香港。但在特首率領相關局長到南沙考察可如何利用這塊地的前幾天，有關消息被泄漏到媒體，而且解讀為一國兩制邊界被模糊。整個計劃胎死腹中。
當年若香港在內地獲得一塊飛地，從發展空間來說有所擴大；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是早着先機；從制度創新的角度看，也是試驗特區。不恰當的比喻是香港「北上攻城掠地」，若然實現，也反映當時香港仍處於「氣勢如虹」勢頭。而今肖耿教授提出的香港「海關南撤」建議，先不說制度與邊界等問題，單從氣勢角度看，倘實現，同樣是不恰當的比喻，香港被「掠地」而形同捱打局面。
回到制度創新問題。評論員屠海鳴有一篇文章，引述夏寶龍主任2月7至10日在橫琴、前海、河套等大灣區合作平台調研考察時的一些講話與精神。文章提到，夏寶龍此次調研河套「一區兩園」，從現場可看出深港「兩園」的巨大反差：在深圳園區，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已有大量企業入駐；在香港園區，目之所及，還是一片荒蕪，最先建成的3 棟大廈最快今年才能推出。這個陳述是客觀現實，也是香港特區政府「錯要認，打要企定」的根據與大背景。
另一個論述，與討論「海關南撤」的建議相關：「大灣區涉及的制度創新，是為了更好地推進經濟發展，並不會觸及一國兩制的根本，不必擔心憂慮。再次，制度創新應遵循「優者選用」原則。誰的辦法管用，就用誰的辦法；如果粵港澳三地現行辦法都不好用，那就大家合作尋找一種新辦法解決問題。總之，格局要大、思路要活，不能拘泥於細枝末節。」（但是否直接引述夏主任的話並不清晰）
這個優者選用原則，與鄧小平當年提出的「黑貓白貓」論異曲同工。但應用在香港的具體制度，比如「海關南撤」，是否會觸及一國兩制，則值得討論。
為制度創新而模糊區別 或得不償失
海關的功能與職責並不僅限於稅收。若只是稅收，香港讓出一塊地招商引資，並放棄一些稅收，確實不會觸及一國兩制根本。但海關還有規範知識產權、產品安全標準、商品說明當中對虛假與誤導陳述的界線等。雖然都不是大原則問題，唯都需用法例作為根據。由深圳來管理這塊飛地，都採用香港法律嗎？最大問題是關稅區──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對外聯繫，可以跟別的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這些協議都要加括弧聲明香港境內某些地區不適用嗎？現在美國將香港納入制裁中國的範圍，所謂的理由就是香港與內地界線不清晰。當然這些都是托詞，但香港的辯詞則說香港是單獨關稅區，以後辯詞也要加括號嗎？
其實，「海關南撤」也並非完全不可能。但要等國際局勢有利時刻，以及香港與內地的規範標準和做法相近的時候。為了制度創新而刻意去模糊區別，可能是得不償失的做法。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